短句子网1.宋词的别称是什么
樵歌 “诗余” 词的诸多名称，或因其音乐特征或因其独特形式而获得，诸如曲子词、乐府、长短句、诗余等等。
词的每一种“芳名”的讨论，都是对词的性质与特征的各个侧面的体认过程。 曲子词：曲子，是词的最早名称，与今时所说的“词”、“歌词”意义相同。
但在唐五代却很少使用“词”这一称谓。例如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最早的民间词集，其名称是《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一些单篇则称之为曲子《浣溪沙》、曲子《捣练字》、曲子《感皇恩》等。
“曲子”，即指倚谱所填之歌词而言。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说：“是今所谓词，古原称曲子。
按曲子原出乐府，郭茂倩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
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摛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唐五代之所以把这种配乐歌词称之为“曲子”，任半塘认为：“其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
（《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直至宋代，人们还习惯于称词为“曲子”。如张舜民《画墁录》所载：柳永进见晏殊。
“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神宗熙宁间杨绘编了一册被视之为“最古之词话”的书籍，书名是《时贤本事曲子集》。
南宋王灼论词之起源时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碧鸡漫志》卷一）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过“长短句今曲子便是”之类的话。
可见“曲子”之称，影响深远。称“曲子”为“词”，是文人词出现以后的事。
五代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最先提出“曲子词”这一名称：“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与欧阳炯同时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
至宋，“词”才逐渐取“曲子”而代之。顾随说：“词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确立。
其在有唐，只曰‘曲子’。……‘子’者，小义，如今言‘儿’。
故曰：曲子者，所以别于大曲也。奚以别乎？曰：大小之分而已。
又，‘曲’者，‘谱’义，指声，‘词’、‘辞’通，指文字。是故，曲子词者，谓依某一乐章之谱所制之辞。”
（《释曲子词寄玉言》）在现存二百五十余种宋词之别集中，以“词”名集者约有一百六十五家（包括词作甚少近人广为搜集命名在内）。其著名者如潘阆《逍遥词》、晏殊《珠玉词》、张先《张子野词》、晏几道《小山词》、毛滂《东堂词》、陈与义《无住词》、李清照《漱玉词》、张元干《芦川词》、张孝祥《于湖词》、陈亮《龙川词》、史达祖《梅溪词》、刘过《龙洲词》、吴文英《梦窗词》、朱淑真《断肠词》、卢祖皋《浦江词》、戴复古《石屏词》、张炎《山中白云词》、刘辰翁《须溪词》、汪元量《水云词》、蒋捷《竹山词》等等。
如果剔除“词高曲子卑”的偏见与“词领导曲子”的误解，按约定俗成的惯例把“敦煌曲子”称为“敦煌曲子词”、“敦煌民间词”、“敦煌词”都是可以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这部书称之为《北宋词史》。
乐府：原指汉武帝所设置的音乐机构，其所搜集创制合乐歌唱的诗称之为“乐府歌辞”，或称“曲辞”。后世则简称“乐府”。
因乐府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歌辞、受命演出，所以自汉及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均在乐府机关管辖范围之内。因之，汉魏六朝可以入乐的歌诗，包括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而创作的新题乐府一般均称之为“乐府”。
而词被称之为“乐府”则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用“乐府”这一名称表述其可以入乐歌唱这一特点，是填词以配乐的抒情诗。所以不少词人的别集用“乐府”来命名。
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周紫芝的《竹坡居士乐府》、徐伸《青山乐府》、赵长卿《惜香乐府》、康与之《顺庵乐府》、曹勋《松隐乐府》、姚宽《西溪居士乐府》、杨万里《诚斋乐府》、赵以夫《虚斋乐府》等等。有的词集为了强调并突出其音乐与作品的时代性，还另创“近体乐府”、“寓声乐府”之称。
如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贺铸《东山寓声乐府》等。 长短句：本指诗歌之杂言，与词之长短句有别，但前人则有用以代指词的创作。
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汪森只从词的字句长短错落这一方面与古代诗歌相类比，并由此而探词之本源，自然会流于形式表面而失其根本。
故王昶在《国朝词综序》中对此作了补充：“汪氏晋贤叙竹垞太史《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诗本乎乐，乐本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
从音乐乐谱的旋律高下抑扬变化来看词之句式长短，就科学得多了。因为它从是否合。
2.长短句
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别称有长短句、诗余、曲子、曲词、乐府、乐章、琴趣。
词起于唐与五代，流行于宋，因此词又被称为宋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词是配音乐而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称之为“长短句”。
后来词跟乐府一样，逐渐与音乐分离，而成为诗的别体，所以词又被称为“诗余”。 文人的词深受律诗的影响，所以词中的律句特别多。
词是长短句，但是全篇的 字数是一定的。每句的平仄也是一定的。
词大致可分为三类：小令；中调；长调。一般认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
敦煌曲子词中，已经有一些中调和长调。宋初柳永写了一些长调。
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继起，长调就盛行起来了。长调的特点，除了字数较多以外，就是一般用韵较疏。
3.宋词有哪些别称
词的诸多名称，或因其音乐特征或因其独特形式而获得，诸如曲子词、乐府、长短句、诗余等等。
词的每一种“芳名”的讨论，都是对词的性质与特征的各个侧面的体认过程。 曲子词：曲子，是词的最早名称，与今时所说的“词”、“歌词”意义相同。
但在唐五代却很少使用“词”这一称谓。例如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最早的民间词集，其名称是《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一些单篇则称之为曲子《浣溪沙》、曲子《捣练字》、曲子《感皇恩》等。
“曲子”，即指倚谱所填之歌词而言。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说：“是今所谓词，古原称曲子。
按曲子原出乐府，郭茂倩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
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摛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唐五代之所以把这种配乐歌词称之为“曲子”，任半塘认为：“其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
（《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直至宋代，人们还习惯于称词为“曲子”。如张舜民《画墁录》所载：柳永进见晏殊。
“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神宗熙宁间杨绘编了一册被视之为“最古之词话”的书籍，书名是《时贤本事曲子集》。
南宋王灼论词之起源时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碧鸡漫志》卷一）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过“长短句今曲子便是”之类的话。
可见“曲子”之称，影响深远。称“曲子”为“词”，是文人词出现以后的事。
五代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最先提出“曲子词”这一名称：“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与欧阳炯同时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
至宋，“词”才逐渐取“曲子”而代之。顾随说：“词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确立。
其在有唐，只曰‘曲子’。……‘子’者，小义，如今言‘儿’。
故曰：曲子者，所以别于大曲也。奚以别乎？曰：大小之分而已。
又，‘曲’者，‘谱’义，指声，‘词’、‘辞’通，指文字。是故，曲子词者，谓依某一乐章之谱所制之辞。”
（《释曲子词寄玉言》）在现存二百五十余种宋词之别集中，以“词”名集者约有一百六十五家（包括词作甚少近人广为搜集命名在内）。其著名者如潘阆《逍遥词》、晏殊《珠玉词》、张先《张子野词》、晏几道《小山词》、毛滂《东堂词》、陈与义《无住词》、李清照《漱玉词》、张元干《芦川词》、张孝祥《于湖词》、陈亮《龙川词》、史达祖《梅溪词》、刘过《龙洲词》、吴文英《梦窗词》、朱淑真《断肠词》、卢祖皋《浦江词》、戴复古《石屏词》、张炎《山中白云词》、刘辰翁《须溪词》、汪元量《水云词》、蒋捷《竹山词》等等。
如果剔除“词高曲子卑”的偏见与“词领导曲子”的误解，按约定俗成的惯例把“敦煌曲子”称为“敦煌曲子词”、“敦煌民间词”、“敦煌词”都是可以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这部书称之为《北宋词史》。
乐府：原指汉武帝所设置的音乐机构，其所搜集创制合乐歌唱的诗称之为“乐府歌辞”，或称“曲辞”。后世则简称“乐府”。
因乐府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歌辞、受命演出，所以自汉及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均在乐府机关管辖范围之内。因之，汉魏六朝可以入乐的歌诗，包括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而创作的新题乐府一般均称之为“乐府”。
而词被称之为“乐府”则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用“乐府”这一名称表述其可以入乐歌唱这一特点，是填词以配乐的抒情诗。所以不少词人的别集用“乐府”来命名。
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周紫芝的《竹坡居士乐府》、徐伸《青山乐府》、赵长卿《惜香乐府》、康与之《顺庵乐府》、曹勋《松隐乐府》、姚宽《西溪居士乐府》、杨万里《诚斋乐府》、赵以夫《虚斋乐府》等等。有的词集为了强调并突出其音乐与作品的时代性，还另创“近体乐府”、“寓声乐府”之称。
如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贺铸《东山寓声乐府》等。 长短句：本指诗歌之杂言，与词之长短句有别，但前人则有用以代指词的创作。
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汪森只从词的字句长短错落这一方面与古代诗歌相类比，并由此而探词之本源，自然会流于形式表面而失其根本。
故王昶在《国朝词综序》中对此作了补充：“汪氏晋贤叙竹垞太史《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诗本乎乐，乐本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
从音乐乐谱的旋律高下抑扬变化来看词之句式长短，就科学得多了。因为它从是否合乐这一本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