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句子网1.关于陶瓷的古语
唐朝外销陶瓷不仅丰富和便利了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对输入地的手工业生产和审美情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输入品外，福斯塔特陶瓷残片大部分是本地产品，这些产品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陶瓷器的仿制品。如多彩纹陶器和多彩划刻陶器仿唐三彩，白釉陶瓷仿唐代白瓷，而黄褐釉线刻陶器则是越窑瓷的仿制品。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于波斯，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和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这时在邢州白瓷的影响下，在波斯还出现了白釉蓝彩陶器。
大量当地仿唐陶瓷器的发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唐朝文化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的强烈的吸引力。当然这些输入地生产的陶瓷器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唐代器物，而是经过改造，具有了本民族的风格。
较之在非洲沿海发现的唐朝陶瓷，学术界对东亚尤其是对日本发现的唐朝陶瓷的了解要具体和深入得多。据统计，日本出土唐五代陶瓷的遗址有188处，出土各类陶瓷片2159片。
分布在南至冲绳县，北达秋田县的广大地区，包括都城、官衙、墓葬、集落、寺院、集市、作坊、祭祀地等各种不同性质的遗址。以上遗址中，并不包括有名的鸿胪馆遗址。
1978年，在福岗市平和野球场的改造工程中，人们第一次发现了与鸿胪馆相关的遗址，以后通过连续十数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唐五代陶瓷残片。其数量之巨，目前尚无法做出具体的数字统计，但是在总量上，早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全国的出土量。
日本出土唐朝贸易陶瓷的遗址分布表明，唐朝贸易船除了在鸿胪馆近海登陆外，仅在长崎离岛、佐贺有明海有临时停泊交易的可能，唐朝商船这时尚不可能深入到濑户内海停泊，唐朝商人也不能深入到日本内地贸易。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濑户内海沿岸及神户、大阪港一带极少有集中出土唐五代贸易陶瓷的遗址。
另外，出土贸易陶瓷遗址主要限于都城、官衙、寺院、集落等，而集落遗址发现陶瓷残片的数量往往都只有一两片，这种情况表明，唐五代陶瓷在当时的日本属于难得之物，其消费者主要是贵族、王公大臣等社会上层，一般庶民阶层则无缘使用这种贵重的器物。从发现瓷片的窑口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外销日本的陶瓷产地主要有浙江越州窑（包括宁波地区诸窑）、台州临海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密县窑、湖南长沙窑等，其中青瓷以浙江北部越州窑青瓷为主流，而白瓷则全部属于河南、河北的产品。
这与在非洲发现的唐朝外销瓷的情况是一致的。与唐朝的陶瓷贸易，对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本地产绿釉陶，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都是唐朝外销陶瓷的仿制品[67]。
与海外各地发现大量唐代陶瓷器相适应，陶瓷器也是海外贸易港口城市扬州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器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扬州古河道中发现了两条唐代古船，中间均有隔仓，仓内残留有漆器、瓷器残片，可能是用于短途运输的货船[68]。
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发现了唐代扬州“罗城”遗址，并发掘出了大批唐代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大批陶瓷器残片的出土。在1,100平方米范围内的12个探方里，出土各种瓷片15,585片。
其中以青釉瓷最多，为7,722片，占总数的49%；白釉瓷2,224片，占15%；黄釉瓷1,821片，占5%；各种彩釉瓷598片，占4%；黑釉瓷106片，占0.7%；其它各种瓷片1,148片，占6.7%。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非常罕见的。
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景德镇窑、宜兴窑、越窑等，有些黄釉、酱釉、褐釉、黑釉等瓷器可能是寿州（今安徽凤阳）、洪州（今江西南昌）和河南、陕西等北方窖烧造的产品，产地范围非常广泛。这些瓷器主要是碗、盏、盘、罐、盒、壶等日用器皿，其中产于官窑者极少，大多数是由民窑烧造的器物。
从各地集中如此多的日用瓷器，显然是作为商品流通的[69]。在扬州“七八·二人防工程”工地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单色釉、多色釉的陶瓷器残件和几十件完整器物，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寿州窑、宜兴窑、越窑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器物尚难辨认其窑口来源。
从器形和釉色来看，这些陶瓷器与全国著名的窑口出产的陶瓷有相似之处，而扬州至今尚未发现唐代烧窑，大量的陶瓷器只能是从各地而来，一部分供应扬州市民的需要，一部分转运他方[70]。扬州是唐代非常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考虑到唐代陶瓷器大量从海上出口的事实，显然不能排除扬州发现的陶瓷器是用于出口的可能性。
另一点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扬州还发现了大批波斯陶片。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征集到了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后，又陆续发现和采集到了二三百片相同的陶片标本，经过研究，这批陶器在胎色、胎质以及化学成分等各方面都与中国绿釉陶器有明显区别，属于波斯的产品。
这些波斯陶片的发现地集中在扬州市东南近郊，这里是唐扬州城外的唐人墓葬区。陶片多出土于晚唐、五代地层内，伴出遗物均属中晚唐或五代时期，基本可以断定是8世纪晚期至9世纪的产品。
2.关于陶瓷的古语
唐朝外销陶瓷不仅丰富和便利了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对输入地的手工业生产和审美情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输入品外，福斯塔特陶瓷残片大部分是本地产品，这些产品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陶瓷器的仿制品。如多彩纹陶器和多彩划刻陶器仿唐三彩，白釉陶瓷仿唐代白瓷，而黄褐釉线刻陶器则是越窑瓷的仿制品。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于波斯，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和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这时在邢州白瓷的影响下，在波斯还出现了白釉蓝彩陶器。
大量当地仿唐陶瓷器的发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唐朝文化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的强烈的吸引力。当然这些输入地生产的陶瓷器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唐代器物，而是经过改造，具有了本民族的风格。
较之在非洲沿海发现的唐朝陶瓷，学术界对东亚尤其是对日本发现的唐朝陶瓷的了解要具体和深入得多。据统计，日本出土唐五代陶瓷的遗址有188处，出土各类陶瓷片2159片。
分布在南至冲绳县，北达秋田县的广大地区，包括都城、官衙、墓葬、集落、寺院、集市、作坊、祭祀地等各种不同性质的遗址。以上遗址中，并不包括有名的鸿胪馆遗址。
1978年，在福岗市平和野球场的改造工程中，人们第一次发现了与鸿胪馆相关的遗址，以后通过连续十数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唐五代陶瓷残片。其数量之巨，目前尚无法做出具体的数字统计，但是在总量上，早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全国的出土量。
日本出土唐朝贸易陶瓷的遗址分布表明，唐朝贸易船除了在鸿胪馆近海登陆外，仅在长崎离岛、佐贺有明海有临时停泊交易的可能，唐朝商船这时尚不可能深入到濑户内海停泊，唐朝商人也不能深入到日本内地贸易。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濑户内海沿岸及神户、大阪港一带极少有集中出土唐五代贸易陶瓷的遗址。
另外，出土贸易陶瓷遗址主要限于都城、官衙、寺院、集落等，而集落遗址发现陶瓷残片的数量往往都只有一两片，这种情况表明，唐五代陶瓷在当时的日本属于难得之物，其消费者主要是贵族、王公大臣等社会上层，一般庶民阶层则无缘使用这种贵重的器物。从发现瓷片的窑口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外销日本的陶瓷产地主要有浙江越州窑（包括宁波地区诸窑）、台州临海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密县窑、湖南长沙窑等，其中青瓷以浙江北部越州窑青瓷为主流，而白瓷则全部属于河南、河北的产品。
这与在非洲发现的唐朝外销瓷的情况是一致的。与唐朝的陶瓷贸易，对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本地产绿釉陶，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都是唐朝外销陶瓷的仿制品[67]。
与海外各地发现大量唐代陶瓷器相适应，陶瓷器也是海外贸易港口城市扬州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器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扬州古河道中发现了两条唐代古船，中间均有隔仓，仓内残留有漆器、瓷器残片，可能是用于短途运输的货船[68]。
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发现了唐代扬州“罗城”遗址，并发掘出了大批唐代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大批陶瓷器残片的出土。在1,100平方米范围内的12个探方里，出土各种瓷片15,585片。
其中以青釉瓷最多，为7,722片，占总数的49%；白釉瓷2,224片，占15%；黄釉瓷1,821片，占5%；各种彩釉瓷598片，占4%；黑釉瓷106片，占0.7%；其它各种瓷片1,148片，占6.7%。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非常罕见的。
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景德镇窑、宜兴窑、越窑等，有些黄釉、酱釉、褐釉、黑釉等瓷器可能是寿州（今安徽凤阳）、洪州（今江西南昌）和河南、陕西等北方窖烧造的产品，产地范围非常广泛。这些瓷器主要是碗、盏、盘、罐、盒、壶等日用器皿，其中产于官窑者极少，大多数是由民窑烧造的器物。
从各地集中如此多的日用瓷器，显然是作为商品流通的[69]。在扬州“七八·二人防工程”工地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单色釉、多色釉的陶瓷器残件和几十件完整器物，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寿州窑、宜兴窑、越窑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器物尚难辨认其窑口来源。
从器形和釉色来看，这些陶瓷器与全国著名的窑口出产的陶瓷有相似之处，而扬州至今尚未发现唐代烧窑，大量的陶瓷器只能是从各地而来，一部分供应扬州市民的需要，一部分转运他方[70]。扬州是唐代非常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考虑到唐代陶瓷器大量从海上出口的事实，显然不能排除扬州发现的陶瓷器是用于出口的可能性。
另一点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扬州还发现了大批波斯陶片。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征集到了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后，又陆续发现和采集到了二三百片相同的陶片标本，经过研究，这批陶器在胎色、胎质以及化学成分等各方面都与中国绿釉陶器有明显区别，属于波斯的产品。
这些波斯陶片的发现地集中在扬州市东南近郊，这里是唐扬州城外的唐人墓葬区。陶片多出土于晚唐、五代地层内，伴出遗物均属中晚唐或五代时期，基本可以断定是8世纪晚期至9世纪的产品。
3.赞扬瓷器的古诗词
赞扬瓷器的古诗词：
一、陶者
宋代：梅尧臣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释义：烧瓦工人成天挖呀挖，门前的土都挖光了，可自家的屋上却没有一片瓦。那些富贵人家，十指连泥也不碰一下，却住在铺满瓦片的高楼大厦。
二、悲陈陶
唐代：杜甫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释义：初冬时节，从十几个郡征来的良家子弟，一战之后鲜血都洒在陈陶水泽之中。蓝天下的旷野现在变得死寂无声，四万名兵士竟然在一日之内全部战死。
野蛮的胡兵箭镞上滴着善良百姓的鲜血，唱着人们听不懂的胡歌在长安街市上饮酒狂欢。长安城的百姓转头向陈陶方向失声痛哭，日夜盼望唐朝军队打回来恢复昔日的太平生活。
三、宴陶家亭子
唐代：李白
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
池开照胆镜，林吐破颜花。
绿水藏春日，青轩秘晚霞。
若闻弦管妙，金谷不能夸。
释义：曲巷深处有隐士深宅，高门广庭就是高人家。院里池塘如明亮的铜镜，树林怒放各色花卉，使人心颜顿开。绿水荡漾留下春日倒影，青色轩窗秘密珍藏妩媚的晚霞。若就宅中乐队而言，石崇的金谷也不值得夸耀。
四、秋日
宋代：秦观
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
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
释义：碾好的月团用茶碗泡着，喝完后，让孩子背诵楚辞。没有风，小院里也没有落叶，几只虫子相对，正在吐丝。
五、天香·咏龙涎香
宋代：王沂孙
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红瓷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
几回殢娇半醉。翦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谩惜余熏，空篝素被。
释义：孤独耸立的海中礁石上缭绕着浓烟，层层云涛蜕尽二淡月出现，鲛人趁着夜晚，到骊宫去采集清泪般的龙涎。
风送竹筏随着海潮去远，夜深时龙涎和着蔷薇花的清露进行研炼，化作心字形篆香而令人凄然魂断。龙涎装入红瓷盒后用文火烘焙，又巧妙地制城经营的指环。点燃时一缕翠烟萦绕在幕帘，仿佛是海气云天。
暗想从前，她不知道有多少次撒娇耍蛮，故意喝的半醉不醉，轻轻的把灯火往碎剪。更兼故乡的溪山，飘扬着轻雪漫漫，我们把小窗一关，那情味真是令人感到陶醉香甜。
而今，我如同荀令老去，早已忘却昔年酒宴间那温馨与缠绵。徒然爱惜当年留下的余香，已然把素被放在空空的熏笼上，以此来熨贴一下伤透的心田。
4.关于唐代农业发展（茶叶、筒车、曲辕犁、丝织品、瓷器）的唐诗
唐诗作为封建社会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不仅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本文主要通过对唐代农业题材诗歌的梳理，把唐诗为切入点，以诗见史，论述唐代农业的现状，南北方农业的具体情况以及唐农业的特点。通过此论文让大家对唐朝农业的发展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的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作到了‘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忆昔诗》中写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生动形象的描绘了当时的农业等兴盛情景。
一.剥诗抽“茧”――唐朝农业基本状况 唐代作为中国地理版图比较辽阔的一个封建王朝，由于其各个地区地理环境的差异，所反映在农业上的就是农业区域特点的差异比较明显。南北方区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导致了各自在农业领域的不同。
北方因其干旱少雨的独特气候环境，不适应以灌溉为主的水稻种植，因此“水稻”这一农作物也就注定与北方的黄土无缘。反而南方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
唐时期，唐政府就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
除了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如王维《辋川闲居》：“寂寞于陵子，桔槔方灌园。”
、储光羲《田家杂兴》其四：“桔槔悬空圃，鸡犬满桑间。”王昌龄的《行路难》中就有关于辘轱的诗句：“双丝作绠系银瓶，百尺寒泉辘轳上。
悬丝一绝不可望，似妾倾心在君掌。大诗人杜甫在四川写的一首田园诗《春水》，诗中说：“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
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
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这是筒车在唐代用于农田灌溉的佐证之一。
唐代注重农产品种类及其数量的发展，扩大了耕地和灌溉面积，提高了粮食亩产量，从而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发展，如水稻，粟，麦，黍等。杜甫的《为农》中写到：“圆荷负小叶，细麦落轻花。”
圆圆的新荷静静地浮在水面上，亭亭嫩绿的小麦已在轻轻地扬花。如此美好兴盛的场景充分给我们展示了一幅麦花与荷花交织的美好景象。
又如《大雨》中写到：“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这些诗句中描写的农业的发展足以让我们看到唐代农业的繁荣。
二.《全唐诗》眼中的北方地区农业 1、唐朝北方农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北方因其干旱少雨的独特气候环境，不适应以灌溉为主的水稻种植，直到夏代至春秋时期，北方产生了沟洫水利，水稻才得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得到推广。所以气候的好坏就决定了农业的收成问题。
王昌龄有一首诗《塞下曲》中有关于唐代气候的描写这样写到：“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萧关县治今宁夏同心县东南，唐属原周。
南距州治平高二百余里，这里以近长城，可是仍然有大片的森林。如果气候好，来年获得个丰收的，当时的人们也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然灾害的减少，获得丰收的良好祝愿。
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王驾的一首《社日》中来了解一下当时人们庆祝丰收的活动场景。诗中这样写到：“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对掩扉。
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这首诗充分展现了人们在获得丰收时的欢庆场景。
2、唐代北方“农桑”业的发展状况 劝农桑是唐朝各级政权的“百政之首”，已成制度。“农桑之时，不得妨夺。
州县长官，随时劝课。”如全唐诗中施肩吾的一首《春日钱塘杂兴二首》里这样写到：“酒姥溪头桑袅袅，钱塘郭外柳”。
路逢邻妇遥相问，小小如今学养蚕。”可见当时养蚕业的规模性与普遍性。
唐朝前期的丝织业中心仍在北方，黄河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养蚕业作品的代表应属吴的八辈蚕了。
诗鬼李贺就是其中推崇吴的八辈蚕的一位名人，他有一首诗《南园十三首（其一）》中这样描写吴的八辈蚕的诗，写到：“长腰健妇偷攀折，将喂吴王八辈蚕。” 还有一些诗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北方农业发展状况，如陆龟蒙有一首《江边》中这样写到：“江边日晚潮烟上，树里乌鸦桔槔响。
无因得似灌园翁，十亩春蔬菜一藜杖。”这首诗给我们说明了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城郊茶叶，蚕桑，水果等产品的种植面积的扩大，从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北方农业繁盛的景象。
三、诗中“稻茶香”――尽显南方地区农业 1、唐代南方“水稻”业的发展状况 南方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唐代水稻的种植相当普遍，除了传统的苏浙、中原、关中、巴蜀等种植区以外，西北的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以及东北地区、华南的福建、岭南地区，均有水稻种植。
如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清”描绘了楚州（今江苏淮安）城外农民栽下的万顷水稻长势正旺。李中《秋日登润州城楼》：“水连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是对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