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写汉朝鼎盛的诗句吗
汉朝的鼎盛时期,文景之治时期较好。汉武帝时期自对匈奴连年征战后,国力大大损耗,因此赋税加重,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到了汉武帝末期,人口已经大大减少,而且民变时有发生,汉朝已经出现社会不稳的迹象。因此汉武帝立即调整政策,恢复汉初实行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到了汉宣帝时期,经济恢复并超过文景之治。
但是自元帝开始,一味任用不切实际的儒家政策,对社会上兼并之风不能予以阻止,从而致使社会上的土地兼并之风越来越盛。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或为流民,或依附大的庄园主成为依附农。王莽改制,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变成了对民众的二次掠夺。所以王莽末期,很多生存不下去的民众成为一股股大大小小的流民,他们或掠食州县,飘乎不定,或啸聚山林打家劫舍。
2.谁能谈谈汉代的文景之治,在线等
西汉王朝在经历了高祖、惠帝、吕后之后,进入了文帝、景帝统治时期。
在这个时期,西汉社会出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阶段,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因而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盛世。
东汉的班固全面考察了文、景二帝时代的历史后,在《汉书》中深情地写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而距离这个时代并不遥远,甚至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司马迁父子也同样感叹文景二帝:“德至盛也”。
的确,“文景之治”不仅使自战国以来战乱连绵的社会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那个时代的黎民百姓获得暂时安宁,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迈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形态后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在经历了秦速亡的历史过程后,已经善于反省并总结历史教训,适时调整统治策略,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清静无为”: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统治者制定一条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治国方略。
“文景之治”局面的产生,与汉初几十年坚持贯彻“清静无为”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建立西汉王朝的刘邦及其功臣集团,大多为秦代的低层小吏,文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刘邦本人,不仅对“文能治国”的道理毫无所知,而且身上还带有许多下层社会的流氓气息。
继续用武力治理打下来的江山,是他建国之初的指导思想。《史记·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听了陆贾的言论,刘邦深有感触,命他总结秦及其他“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写成了著名的《新语》一书。
对秦速亡的历史进行总结在汉初固然不只是陆贾一人,刘邦也不会仅仅因为陆贾的一番话就完全改变他的整个思想。但是,这段记载表明,汉初君臣也都在思考如何不重蹈秦王朝的覆辙。
刘邦本人虽然文化素质不高,却不失为一代英才。善于适时调整策略本是他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放弃“马上”治天下的思想,正是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领袖人物顺应时代潮流的英明之处。
把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分开也表明封建统治阶级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他们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反映。 当然,在刘邦统治的数年里,汉王朝为巩固政权而东征西讨,无暇顾及更多,“清静无为”的思想仅仅是一个萌芽而已。
继之而起的惠帝、吕后时代,“清静无为”才成为治国的总体思想,而文景二帝更是将这一理论推到极致。后世将这几十年持续相沿的政治思想及其产生的结果归结为“黄老”哲学的影响。
所谓“黄老”是指先秦时代道家所推崇的“黄帝”与“老庄”,以《道德经》和《庄子》为代表。 “黄帝之学”与“老庄”学说总体上都是强调“虚”、“因”、“静”,即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清静无为”,“无为而治”。
当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黄帝之学”在强调无为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刑”、“德”并用,是将原始道教学说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加以延伸的结果。所以“黄老”政治的实行并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一种统治策略的选择。
在汉初的思想界和统治集团内部,一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终获得了皇权的认同,并使这个思想付诸实际政治过程,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 对政治统治方式的干预在汉初并不仅仅是道家一个学派,提出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陆贾,其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他同样也主张“无为”而治,说明儒家也在“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积极改变原始儒学中迂腐的部分,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静无为”政治路线的选择,不能完全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是汉初统治者根据当时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历史抉择,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秦的暴政及战国以来的社会动荡不安是这种要求产生的直接社会基础,但普遍的社会要求并不能自动演化为现实统治者的正确思想。
秦统一后的社会也是希望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统治者没有顺应民意。暴政导致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王朝迅速灭亡。
秦暴政的历史惯性在汉初依然存在,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与秦代没有大的差异,汉高祖对各级官吏“背公立私”提出过严厉批评。汉文帝策问晁错的题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
著名政治家贾谊指出:“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
所以汉初统治者选择顺应社会的治国方针,是整个统治集团政策的重大调整,决不是消极的无为。 “与民休息”:统治政策的厉行调整 秦末农民战争与楚汉相争带给汉初一个荒凉、残破的社会局面。
天子的御驾连四匹相同颜色的马都很难找到,将相们只能用牛来驾车,普通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原有三万户的曲逆县在汉初仅剩下五千户。
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统治者的剥削也无从下手,因此,调整政策势在必行。在“清静无为”的指导思想下,“与民休息”成为汉初几代统治者遵循的方针。
这在。
3.【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文中的“秦皇”指的是秦始皇,“汉武”指的是汉武帝.(2)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开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新局面.(3)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文字、度量衡差别很大,影响了各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统一车轨,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的措施,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4)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强盛.因此汉武帝能够对匈奴用兵,彻底解决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故答案为:(1)秦始皇,汉武帝.(2)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 (3)统一车轨,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4)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力昌盛(意思相近即可).。
4.汉初为什么会有“文景之治”的局面
文景之治有着不错的基础,西汉立国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
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二帝在这个基础上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文帝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
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算赋也由每年
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 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前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 景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法律方面,废除秦朝的苛政厉法。对外减少战事。所以文景二帝统治时民生得到恢复。
5.关于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受封为代王。
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二十三年。汉景帝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
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十六年。汉文帝刘恒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汉景帝刘启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
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
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
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
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见云梦秦律)。
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
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
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
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
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
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
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合谋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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