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句子网1.描写史记的诗句
《奉和御制读史记诗》
年代： 宋 作者： 夏竦
陶唐明历象，茂气与天通。
举正分星度，归馀定岁功。
孟陬名不殄，南正道弥隆。
自此垂三代，循环协大中。
《沁园春·读史记有感》
年代： 宋 作者： 程珌
试课阳坡，春后添栽，多少杉松。正桃坞昼浓，云溪风软，从容延叩，太史丞公：底事越人，见垣一壁，比过秦关遽失瞳？江神吏，灵能脱罟，不发卫平蒙？
休言唐举无功，更休笑丘轲自阣穷。算汨罗醒处，元来醉里；真敖假孟，毕竟谁封？太史亡言，床头酿熟，人在晴岚烟霭中。新堤路，喜樛枝鳞角，夭矫苍龙。
《梦书十字史记册上太史公此书真是笔斡造化梦》
年代： 宋 作者： 方岳
禹穴探幽眇，神功接混沌。
绝麟才此笔，春梦试平章。
《读史记列传》
年代： 宋 作者： 王禹偁
西山薇蕨蜀山铜，可见夷齐与邓通。
佞幸圣贤俱饿死，若无史笔等头空。
2.评论《史记》中的名言
《报任安书》虽是给朋友的复信，但直接回答朋友来信内容的语句并不见多。
通篇是在抒愤懑、鸣冤屈、辩事理、表心志，是一篇泣泪含血、深沉激愤的明志之作。在这篇文章里，司马迁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著名人生格言。
他认为：志士仁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既可以慷慨赴死，也可以忍辱求生，死要死得有意义，活要活得有价值。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去死，那就重于泰山；放弃追求浪掷生命，那就轻于鸿毛。
对“生”或“死”的抉择，应该以实现生命价值为终极目标。这种观点，充分显示了他对生命权利的尊重，体现了他对实现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
而他本人也正是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他毅然忍辱求生，“就极刑（腐刑）而无愠色”，为了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顽强地活了下来，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著，为后人留下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彪炳千秋的文学历史巨著。
3.有关史记和司马迁的诗,文,联,评价
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
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
《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一、汉代 汉代是《史记》的传播时期。
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向社会一公布，立即引起巨大反响，研究者蜂起。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杨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杨雄（前58-公元18），西汉文学家、哲学家。他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
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汉书》的作者。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
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传良传统。 二、唐代 唐代《史记》研究的重要贡献在注释。
最主要的著作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加上南朝刘宋年间裴的《史记集解》，被后人称为“史记三家注”，成为史记注释的经典之作。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
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768-824），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
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773-819），散文学家。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二次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苦心，减一字不能。
三、宋、元 宋代是《史记》大量刊刻印行，广为流传的时期，官私刻本达数十种之多。现存《史记》最早最好的刻本为南宋黄状况夫刻本。
元代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史记》中的大量故事改编为戏民剧，其剧目之多，剧作者之众，令人叹为观止。如：郑廷玉的《楚昭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李寿卿的《伍员吹箫》，尚仲贤的《气英布》，狄君厚的《晋文公火烧介子推》，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高文秀的《渑池会》等名剧一直传播至今，计达180多种。
《史记》故事改编为戏剧大大促进了《史记》在民间的传播。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
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郑樵（1103—1162），福建人，南宋史学家。
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
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可见郑椎对《史记》评价之高。 四、明、清 时代对《史记》的研究开始兴盛，清代已趋繁荣。
明、清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学者，对司马迁的人格和《史记》成就作出了尺世骇俗的赞叹。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一个思想敏锐而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
他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90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出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
“《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
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江苏常熟人。
曾任礼部尚书，诗文甚负盛名。他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是继唐代刘知几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他在史学理。
4.评论《史记》中的名言
《报任安书》虽是给朋友的复信，但直接回答朋友来信内容的语句并不见多。
通篇是在抒愤懑、鸣冤屈、辩事理、表心志，是一篇泣泪含血、深沉激愤的明志之作。在这篇文章里，司马迁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著名人生格言。
他认为：志士仁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既可以慷慨赴死，也可以忍辱求生，死要死得有意义，活要活得有价值。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去死，那就重于泰山；放弃追求浪掷生命，那就轻于鸿毛。
对“生”或“死”的抉择，应该以实现生命价值为终极目标。这种观点，充分显示了他对生命权利的尊重，体现了他对实现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
而他本人也正是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他毅然忍辱求生，“就极刑（腐刑）而无愠色”，为了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顽强地活了下来，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著，为后人留下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彪炳千秋的文学历史巨著。
5.《史记》中的人物评论
对《史记》中屈原的评价
从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
但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
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
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
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
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
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
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
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
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
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
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
《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
《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
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
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
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
《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
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
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
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
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
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
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
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
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
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
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
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
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附：《史记》中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6.求被名人评价称赞的古诗或经典 例如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 无韵
曹操：
治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许劭对曹操的评价。
可以理解为“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
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如此则奸能与否，在于曹操的主观愿望。显然许劭也看出了曹操是个人物。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或者要看他想治理天下还是想扰乱天下。
李广：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倘若龙城的飞将李广如今还在，绝不许匈奴南下牧马度过阴山。
7.《史记》鲁迅评价
我也不知道鲁迅为什么这样评价史记，他没有说，只能对其进行猜测。以下是猜测内容。
鲁迅对《史记》有两句赞誉的评语，尽人皆知，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史书皆难与之相匹。对于第二句，今人的解释一般是：鲁迅是在夸奖《史记》富于文学性，可与《离骚》相比。我觉得，对于第二句的解释，虽有道理，但有些肤浅，还应做进一步的解读。比如，若论文学性，诗三百篇也自有特色，但
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而言“无韵之《离骚》”，这其实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其中别有原因。
这个原因，我推测主要有两点：
一是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姑援引鲁迅在谈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的那段原文来看：
（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所说“恨为弄臣”，是说司马迁对于自己所处的“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少卿书》）的地位深为不满，“感身世之戮辱”，是说司马迁痛心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这些，都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动因。而屈原与司马迁的身世甚为相似：“事怀王为左徒”，也属“弄臣”之类；被谗放逐，怀石投江，也与司马迁遭受的大磨难相似。屈原为抒愤懑，遣牢骚，遂作《离骚》。所谓“离骚”，即牢骚、愁思也。司马迁对屈原是有深切的了解的。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深知，《离骚》之作，源于怨愤牢骚，而他自己也正复如此。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正是因为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便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骚》”。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是牢骚忧愤之人，同心相知，他对两千年前屈原和司马迁的心境——牢骚、怨愤与愁思，是相知甚深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史记》深刻地解读为“无韵之《离骚》”。
二是缘于鲁迅对《离骚》、对楚辞的偏爱。鲁迅对《离骚》的评价非常高，他在《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中写道：
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认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与《诗经》比较，《离骚》在文学特质上有许多超拔之处，因而其影响往往超过《诗经》。例如，《楚辞》是“凭心而言”，即我写我心，表现的是真性情，与《史记》的“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同。鲁迅对于《离骚》（以及《史记》）这种“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喜爱的。这与鲁迅超迈峻洁的人格和不同流俗的文学好尚有很大关系，与他喜欢魏晋文章，喜欢嵇康是一致的，与他不苟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也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鲁迅也是不会将《史记》赞为“无韵之《诗经》”的。鲁迅对《离骚》的偏爱，还特别表现在他一生酷爱楚辞文字之美、寓意之深。他的诗文，每每借用、征引《离骚》的文辞和典故，如他写的诗句“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无题》），“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湘灵歌》）等等。他曾经集《离骚》句两度书写条幅。所集《离骚》句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鱰之先鸣”。第一次是求人书写而自勉，第二次是自书而赠友。第一次是请乔大壮书写的，这条字幅至今还悬挂在北京鲁迅故居“老虎尾巴”的西墙上。正因为鲁迅对《离骚》的文学特质非常喜爱，又看到了其与《史记》在文学特质上的相同之处，他便将《离骚》移来评论《史记》，也因而将《史记》比喻为《离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对于《史记》的这两句评价，既非常准确，又包含个人情感和好尚，通过以上对“无韵之《离骚》”的分析，可以体会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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