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投江的唐代大诗人
据说李白可能是投江而死。
历史上确认是投江的诗人是屈原,不过不是唐朝。 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 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应该比较可信。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不能偏信。
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与诗人'格非常吻合。
可信可不信。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
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论事实如何,我愿意相信李白是投水捉月而死,符合他浪漫主义诗人的传奇一生。
2.爱国诗人屈原当时仇恨社会的腐败却无能为力而投江自尽,有哪些诗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求索精神的根源 一方面源于屈原对楚国深沉而真挚的爱,这就涉及他的家世,屈原的远祖是传说中的古帝高阳氏。
据《史书?楚世家》记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国的创始人,姓芈。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叫鬻熊。
鬻熊以后,楚以熊为氏,后来姓氏不分,楚国又姓熊。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在“楚”这个地方,即丹阳(今湖北秭归)。
传至楚武王熊达,熊达的儿子瑕,被封食采邑在“屈”这个地方,后代就以所封的地名“屈”为氏,屈是楚国芈姓的分支,所以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和楚王同姓,同一始祖。这就使得他具有浓厚的宗教血缘情感,必然忠于宗族的最高首领――君主。
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他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
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屈原的贵族出身还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的观念溶于一体,不可动摇。
这些就使得他对楚国有“深固难徙”的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还源与他执著、独立不迁的个性,“独立不迁”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
《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橘颂》表现的是诗人“不迁”的精神品质,这“不迁”不仅表现为自我人格的坚守,还表现为“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与“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社会品性。屈原把这种“不迁”的精神推而广之,便成为他坚定不屈的人格,边成为他人生的中流砥柱。
他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流”既是《离骚》所说:“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横”既《孟子》所说:“待我以横逆。”屈原正是要逆于那 “时俗之流从”的,《说文》:“横,阑木也。”
所谓“横而不流”也就是《渔父》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橘颂》所说的“苏世独立”,王逸注:“苏,寤也”。
这种觉醒精神、独立不迁的个性如一股山泉发挥在他对“美政”、真理的求索过程中。 二、屈原求索精神的内涵 屈原的求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不仅表现在他对追求“美政”孜孜不倦的追求,还表现在他对真理的大胆怀疑、大胆探索(求索精神的两个方面,你好像着重写“美政”,而第二个方面,你放在“举贤授能”里写,其实可以抽出来单独写)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方面 1、立法强国 “国富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 。”
屈原在诗中鲜明地提出了变革的政治纲领,国家富强,要靠法度,法度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和途径,就像架车、乘马,必须要有“辔衔”、有“舟楫”。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泛?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惜往日》)”, 屈原强调“法度”而反对“心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共同主张。
《韩非子?用人》中强调:“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中不能成一轮。”屈原和韩非子都认为违背法度,采用“心治”会危害国家治理,这也是楚国当时的现实:“固时俗之工巧兮,湎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因此,屈原“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这里的“先功”就是楚国历史上主张变法图强的先王、先贤,汤炳正先生〈〈“先工及其他〉〉,以为即楚庄王、楚康王、楚悼王,也就是《离骚》所称述的“三后”。尤其是楚悼王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以致国家强大起来。
这些说明,只有“立法”,国家才会富强,这既是“先工”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屈原面对现实,必然作出的选择。 2、举贤授能 举贤授能,既是自古以来的政治主张,也是智力国家的重要措施。
这是任何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保证,并且也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的标志。屈原通过赞赏古代历史上举贤授能的圣君贤臣的典范,来表达他对阻碍变革的就贵族集团的反对,以及对新兴力量的渴望。
“说(音“悦”)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在屈原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地讴歌着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又如在(《惜往日》)里,他又写到:“闻百里奚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诗中所讴歌的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在从前的典籍中也有陈述,但屈原的诗却着重强调了这些贤能的出生卑微:伊尹“烹于庖厨”,傅说“筑于傅岩”,吕望“屠于朝歌”,宁戚“歌而饭牛”,百里奚则“为虏”。
这种突出表现了屈原主张的“举贤授能”是不羞于卑贱,要突破阶级局限,而真正为贤是用。 从屈原的“美政”主张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代表历史潮流的进步人物, 他的“美政”思想是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进步主张的。
正是由于屈原“美政”的进步性, 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旧势力才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