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晋商文化的资料
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
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
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 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
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
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一、进取精神 二、敬业精神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 三、群体精神 明清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再次,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复次,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2.古代晋商格言
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中国社会也一直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称为商人。
3.什么是晋商文化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
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
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
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
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
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
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
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
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
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
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
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
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
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
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
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
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
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
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
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
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
4.与晋商文化有关的1000字作文
国有很多传统文化,春天放鞭炮、贴春联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赏月,情人节可以恩爱相会……
现我来说说情人节可以恩爱相会哦!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牛郎少年,后来父母去世,他便跟着哥嫂度日。哥嫂待牛郎非常刻薄,要与他分家,只给了他一条老牛和一辆破车,其他的都被哥哥嫂嫂独占了,然后,便和牛郎分家了。从此,牛郎和老牛相依为命,除了那条不会说话的老牛而外,冷清清的家只有牛郎一个人,日子过得相当寂寞。牛郎并不知道,那条老牛原是天上的金牛星。这一天,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它对牛郎说:“牛郎,今天你去碧莲池一趟,那儿有些仙女在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牛郎见老牛口吐人言,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池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
不一会儿,仙女们果然翩翩飘至,脱下轻罗衣裳,纵身跃入清流。牛郎便从芦苇里跑出来,拿走了红色的仙衣。仙女们见有人来了,忙乱纷纷地穿上自己的衣裳,像飞鸟般地飞走了,只剩下没有衣服无法逃走的仙女,她正是织女。织女见自己的仙衣被一个小伙子抢走,又羞又急,却又无可奈何。这时,牛郎走上前来,对她说,要她答应做他妻子,他才能还给她的衣裳。织女定睛一看,才知道牛郎便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牵牛,便含羞答应了他。这样,织女便做了牛郎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相亲相爱,日子过得非常美满幸福。不久,他们生下了一儿一女,十分可爱。牛郎织女满以为能够终身相守,白头到老。一天,织女正在做饭,下地去的牛郎匆匆赶回,眼睛红肿着告诉织女:“牛大哥死了,他临死前说,要我在他死后,将他的牛皮剥下放好,有朝一日,披上它,就可飞上天去。
5.谁可以给我晋商文化游景点的导游词
山西省晋商文化博物馆坐落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祁县古城内的渠家大院。
山西省晋商文化博物馆坐落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祁县古城内的渠家大院,是一所以晋商文化为主要陈列内容的县级博物馆,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家研究晋商文化的博物馆。 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它当年的主人在县城内建有40个院落,人称“渠半城”,整个建筑总面积为23628平方米,现已开发出5317平方米,是当时“渠半城”的五分之一。
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内分3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240间。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组合,错落有致。
悬山顶、歇山顶、卷棚顶、硬山顶形式各异,主次分明。牌楼巍峨壮观,眺阁玲珑精致,院院之间有过厅,牌楼相隔,层次分明,活泼有趣。
屋内屋外彩绘华丽,堆金沥粉。木、石、砖雕俯仰可见,题材广泛,寓意祥和,刀法精良。
我国著名考古专家郑孝燮先生由衷地赞叹,渠家大院的每一个建筑构件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是当之无愧的民居瑰宝。 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头为垛口式女儿墙,内分8个大院,19个四合小院,共有240间房屋,每个四合小院都自成体系,而各院落之间有牌楼、过厅相隔,形成院套院、门连门的美妙格局。
整个大院墙高院深、气势恢弘。其中石雕栏杆院、五进式穿堂院、牌楼院、戏台院错落有致,主次分明,堪称渠家大院的四大建筑特色。
被建筑专家赞誉为"集宋、元、明、清之法式,汇江南河北之大成"。 渠家大院开发于1993年,经过了三年时间的筹建,于1996年9月22日正式对外开放。
祁县渠家在晋商中颇具代表性,曾是清代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渠家开设的商业金融字号,商业资本高达 1000万两白银,其发家过程、经营之道及其经商爱国、投资近代工业、热心公益、兴办教育、发展文化等都很引人注目,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尊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商人兴衰命运的缩影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以渠家为原型。
现在馆内陈展分晋商纵览、著名商号、巨商大贾、爱国义举、商界盛世、晋剧渊源、渠氏家族7大系列、27个展室,采取原状陈列和系列展出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实物、图片、模型、雕塑等手法,配以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揭示晋商文化的内涵,艺术地再现了渠氏家族穷通天下,雄阔经商的辉煌。
6.晋商文化你知道多少
晋商简介——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
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晋商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
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晋商性质 所谓晋商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
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
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
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晋商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
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晋商精神 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
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
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
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晋商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有许多晋商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大盛魁贸易公司是晋商文化的老字号以经营动力数码等各类数码产品,山西煤炭,无烟煤为主的贸易。
7.晋商历史文化之源
晋商是指山西商人,山西简称为“晋”。
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 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
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们将他们统称为“晋商”。
山西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时期、那一地区得以发展起来的。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茶、私、盐、粮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
也就是当时在山西得以实现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点,就算再有钱、再惊天动地,他们也是这块泥土地上的人,他们诚信待人,有很多纯朴的特色。
《乔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再有钱他们也很土,很抠门,很简朴。他们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处理经商的关系、家族内外部的关系。
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
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
编辑本段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
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8.晋商文化的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
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
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
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
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
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
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
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
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
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
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
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
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
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
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
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
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
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
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
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
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