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徽商为何有名
徽商的形成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
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
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
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
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
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
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 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
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
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
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
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
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
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
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 。
2. 关于《徽商》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一统中国商界。
在明代,“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指由古徽六邑(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之人组成的从南宋时开始兴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乡谊性的经营商业之帮。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六县指歙、黟、休宁、绩溪、婺源(1949建国后,被划入江西)、祁门。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首先是客观环境的压力。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现了“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状况,于是出现“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
为了谋求生活,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至今黄山还流传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久而久之,经商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习俗。
明朝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就有七个在外经商。
二是徽州本土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徽州的自然环境结构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资源也就十分丰富,盛产茶叶、木材、中草药,土特产非常多。
另外,与山区经济相关联的徽州手工业品也极为丰富,如陶瓷、徽墨、歙砚、漆器等。他们只有把这些东西输出去,方可换取徽民们生活所需的粮、油、盐等,才能达到互补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三是南宋王朝迁都江南的契机。徽州紧靠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徽商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万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贾出现。
四是徽州拥有以新安江为主的纵横水系,极大地便利着徽商对商品的运输。 徽商经营物类很广,“其货无所不居”,而以盐、茶、木、典当四者为大宗。
首先是盐商,“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徽人业盐开始于宋元,盛于明中叶,特别是“开中折色法”实行后,徽人大肆进入两淮业盐。
“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如歙人江春,业盐扬州,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铺张接驾,“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数千,一夜造成“三贤祠”,乾隆爷见后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再是茶商。徽人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了茶号,如乾隆时,仅北京就有徽人开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
第三是木商。徽州盛产木材,木商不仅有行商,还开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
最后是典当业。“徽商开当,遍于江北”。
徽州典当,强化薄利多贷,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也很强。 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有高明的经营艺术。
贾儒结合是徽商的重要特点,由此决定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为求商德,徽商以诚待人,“忠诚立质”,广得人缘。
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质量,“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
清婺源商朱文炽贸茶珠江,每当出售新茶过期后,再贸总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善于把握市场行情,也是徽商经营致富的一个重经秘诀。
明中叶,歙商江才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徽商为保证自己经商不败,除有商德外,还必须工心计,多谋略。
徽商还特别注意对外广交谊,结人缘,对内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徽商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逐名高是为了大名声,而大名声,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增加无形资产。可以说,徽商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从南宋后开始崛起,至明清达到鼎盛,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影响深远。“钻天洞庭遍地徽”说的是徽商在空间上的影响,即徽商无孔不入,足迹遍天下。
徽商足迹遍天下,首先是遍及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府州县的都会城市。举北京说,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
除都会城市外,徽商还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远及僻远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徽商不仅在大陆做生意,还贸易海上,足。
3. 《皖南古村落》的诗句
1. 《游山西村》 宋代: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2. 《清平乐·村居》宋代·辛弃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3. 《村居》清代·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4. 《村夜》唐代·白居易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5. 《村晚》宋代·雷震
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6. 《羌村三首·其三》唐代·杜甫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7. 《江村》唐代·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堂上 一作:梁上)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8. 《村行》宋代·王禹偁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9. 《村居》宋代·张舜民
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
10. 《江村即事》唐代·司空曙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11. 《江村晚眺 》宋代:戴复古
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阁岸斜。
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
12. 《南乡子·秋暮村居》清代:纳兰性德
红叶满寒溪,一路空山万木齐。试上小楼极目望,高低。一片烟笼十里陂。
吠犬杂鸣鸡,灯火荧荧归路迷。乍逐横山时近远,东西。家在寒林独掩扉。
13. 《夜泊水村 》宋代:陆游
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
14. 《浣溪沙·江村道中》 宋代:范成大
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挂青黄。
浓雾知秋晨气润,薄云遮日午阴凉,不须飞盖护戎装。
15. 《江神子·杏花村馆酒旗风》 宋代:谢逸
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扬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
夕阳楼外晚烟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