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句子网1. 求郭沫若的<<论曹植>>全文
论曹植 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曾获得极豪华的声名。
譬如钟嵘的《诗品》把他列于上品，把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列于中品，把他的父亲魏武帝曹操列于下品，便是最见轩轾的一种见解。这样分明的不公平是遭了后人的非议的。
虽然也有人替钟嵘辩护，说他的上中下只在表明渊源，并非流品的等级，但在原书的评骘辞气中确然有天渊之别。 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犹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这无论如何应该说是最高级的赞词。
而关于魏文帝呢，则只说：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余篇，率皆鄙直如偶语；《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耶？ 这样比较起来，还不足以表现出钟嵘心目中的优劣感吗？下品中的魏武帝，更真是每况愈下：“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仅仅这样的十个字而已。 钟嵘历仕齐、梁，在当时正是文尚骈丽，诗重声律，南朝的文人极端从事藻饰的时代。
钟嵘自己虽然颇重“自然英旨”，能道出“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话，但他毕竟未能脱离时代的影响，而独于推尊曹氏父子中偏重藻饰的曹植，这正表示着他自己的主张的不彻底，而时代的力量终竟是强大。被他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潜也被列于中品，而淡淡地叙述了事，不又是一个明证吗？ 但推崇曹植亦不始于钟嵘，和他同时而著述略早的刘彦和在他的《文心雕龙》里已把这种见解认为“旧谈”了。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
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见《才略篇》 彦和的见解比钟嵘要公平得多。抑丕扬植，竟至“相去千里”，在彦和时已属“旧谈”，可知钟嵘的论调也不过是对于“俗情”表示了“雷同一响”而已。
后人因为崇拜曹植之极也有连彦和一并加以斥骂的，如丁晏《曹集铨评》集说里面，引了上列《才略》一节，即加以案语道： 子建忠君爱国，立德立言，即文才风骨，亦迥非子桓所及，旧说谓“去植千里”，真笃论也。彦和以丕植并称，此文士识见之陋。
在“文才风骨”之外，又抬出了“忠君爱国”的长生禄位牌来，这样一来，曹植简直就成了真正的周公孔子了。丁晏的崇拜可以说是比钟嵘更进了一大步。
丁晏的《曹集铨评》，在苦心校勘，搜罗子建遗文，使之汇结成集的一点上，的确是有益的良书。但他是生在前清中叶，一直活到同治年间的人，在受了清朝超级奴化教育二百余年的学术界中，他要标榜忠君，是情有可原的，而且，他的见解也有渊源。
渊源之所自，当远溯于隋代的王通： 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
——《文中子·事君篇》 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同上 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污其迹，可谓远刑名矣。
人谓不密，吾不信也。 ——同上，《魏相篇》 王通的《文中子》本有伪托的嫌疑，但不管是真是伪，对于曹植的这种看法总得远溯之于唐初，而明代的李梦阳也就尽量的发挥了这种意见。
李说见《曹集旧序》，称“纵酒韬晦，以明己无上兄之心”，而比之以秦扶苏、吴季札。张溥题辞，惋惜之极，对于他的风流韵事，也尽力平反，谓“黄初二令省愆悔过，诗文怫郁，音成于心，当此时而犹泣金枕，赋《感甄》，必非人情”。
又谓“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若然，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竟又把他比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姬昌了。
丁晏要在道德方面尽力为陈思王粉饰洗刷，其实也就承袭了王、李、张诸人的唾遗。然而，这些论调，总不免有点迂腐的。
曹植在幼年的时候大概是一位“神童”，故“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便能做《铜雀台赋》，虽然并不怎样伟观，但年未及冠而能下笔成章，自属难能可贵。
所以《世说新语》说是“世目为绣虎”，《文心雕龙》称之“援牍如口诵”。这样自然得到他父亲的欢心，于是便很想立他为太子。
但后来终竟失了宠。《魏志·陈思王传》说得很明白：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
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这一方面固然表示着魏文帝比他的弟弟终竟高明，而陈思王这位“神童”实在有些恃才傲物，并恃宠骄纵。他曾擅开司马门私出，最伤了他父亲的心。
杨修为魏武帝主簿（如今之秘书），与植暗通关节，“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行事也未免太欠磊落。故文帝是怎样“御之以术”我们不得而知。
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时，曹操遣植往救，“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本传》仅言醉，不言如何醉。
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植将行，太子饮。
2. 郭沫若的反七步诗诗意
反 七 步 诗 郭沫若 煮豆燃豆萁， 豆熟萁已灰。
熟者席上珍， 灰作田中肥。 不为同根生， 缘何甘自毁？ 《七步诗》是曹植写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用比喻手法婉含蓄地表达了对兄弟骨肉相残的悲哀指责，情真意切，十分感人。郭沫若的《反七步诗》则一反曹植《七步诗》的诗意，变为赞颂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
华罗庚的《赠诸弟》与郭沫若诗异曲同工：“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乐。不惜身成灰，愿弟早成熟。”
“成熟”一语双关，赞扬甘为人梯的精神。
3. 我需要一份曹植和郭沫若的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
四川乐山人。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文。
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1926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生闰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淮会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曹植（192~232）三国时魏诗人。字子建。
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 生平 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
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曹丕登极的最初两年内，对他的打击尤为酷烈。
曹丕通过"监国使者"和一些地方官，两次制造口实，给他以贬爵削邑的处分。终黄初之世，他一直在受迫害的阴影下生活。
黄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继位，即魏明帝。曹□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
曹植曾多次上书，要求得到任用，希望为国家效力，并向曹□陈述过于重用异姓大臣的危险，但曹□只是"优文答报"，略无采纳之意。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曹植一生，以曹丕即位为界，明显形成前后两个时期。但无论前期后期，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他曾多次表示，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要"功铭著于鼎锺，名称垂于竹帛"（《求自试表》）。他抱负很大，自视甚高，对当时三国形势及曹魏内部状况的分析，也不乏中肯之见。
曹植的思想相当复杂。他时而鼓吹"宣仁以和众"、"礼乐风俗移"，推尊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儒家圣贤；时而宣扬"长全贞而保素"、"澹泊无为自然"，表示要"仰老庄之遗风"。
有时在一篇之中，往往儒道两家思想杂糅，例如《七启》。他对阴阳家、法家的学说以至谶纬、佛经都有所接触。
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与汉末以来社会思想冲破经学迷信桎梏直接有关。当时曹操以及一批思想文化界人士，都具有思想比较开放活跃的特点，而曹植是其中最显得驳杂的一个。
他的思想既有丰富多采的优点，也有零乱不成系统的缺点。 曹植一生勤于著述，他曾自述"余少而好赋"，"所著繁多"（《前录自序》）。
他死后曹□又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魏志·陈思王传》）。
他的诗、赋、各体散文，不论数量质量，都堪称当时之冠。 诗歌创作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
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
前一类作品如《斗鸡》、《公宴》、《侍太子坐》等，描写游乐宴享之事，内容比较空虚浮泛。另一类作品有《泰山梁甫行》、《送应氏》等。
《泰山梁甫行》描写了滨海地区人民的困苦生活，"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从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描写中，可以体味到诗人对下层百姓所怀有的同情。《送应氏》二首，送别好友应□，作于建安十六年随军西征途经洛阳时。
诗中除叙述友情外，着重写了东汉皇都洛阳在战乱以后"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的残破荒凉景象以及诗人的内心激动，反映了汉末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诗中写到"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同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王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之一）等描写相一致。
此外，《名都篇》写京洛少年的"骑射之妙，游骋之乐"，前人以为有讥刺之意，但从内容看，当是作者生活的自我写照。他的《白马篇》则写"幽并游侠儿"的高强武艺和报国立功的壮志，以"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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