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范仲淹一生几次被贬
一共三次。
邓州有个百花洲。百花洲又名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虽远不及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等四大书院名气大、资格老,却是一千年前北宋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在邓州为官三年时所亲手创设的学堂,并因此留有诗文胜迹。更要紧的是,他那百代争诵的《岳阳楼记》正是在此时此地所写。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少时家境清寒,辗转流离,攻苦食淡。“划粥割齑”的典故便出自他的刻苦读书。
26岁时考中进士并出仕。前后在地方上干了10多年的小官。
后经少年得志、诗名甚高的晏殊力荐才调至京城任了个朝廷秘阁校理。这是一个校勘皇家图书的闲职。
但不久范仲淹就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令晏殊都目瞪口呆。这年冬,年轻的仁宗皇帝下诏令,说要率领朝中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
这本是不合封建时代皇帝事亲的仪规的。但满朝的文臣武将慑于太后之威,个个面面相觑,却无不噤声。
倒是位卑言轻的范仲淹挺身而出,向皇上上疏直谏,说是君主只应以家人之礼侍亲贺寿,不应率着百官一起朝南面来跪拜太后。这有失圣体国威,实不足为法。
仁宗以为有理,于是拜寿仪式从简。这却让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心中忌恨。
晏殊深为不安,指责他如此出言无忌,近于沽名钓誉,并会累及他人。范仲淹不服,说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也自知难在朝中立足,但他无怨无悔,不久便被逐出京,做了河中府通判。这是范仲淹因“忠直不挠”而首次遭贬。
但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禀性并未改易。在皇太后去世后,仁宗皇帝开始亲政,革除太后时的腐风弊政,严格官员任用制度,朝中因此有了新的气象。
而这时仁宗打算废除郭皇后。郭皇后是仁宗15岁时由太后做主册封的。
仁宗实际上宠爱的是尚、杨二美人。郭皇后性好嫉妒,又仗着太后,在后宫骄横不驯,常常为争宠夺爱与妃嫔闹得狼烟四起,争吵不休。
仁宗一怒之下欲废皇后。宰相吕夷简因曾与郭皇后有隙,故趁机暗中撺掇手下人以皇后九年不育为由上书废黜之。
在吕夷简的怂恿下,仁宗废后决心更坚定。废后之事一时风雨满朝,议论纷纷。
范仲淹闻之,立即向仁宗进言直谏。因事情紧迫。
范仲淹又去与吕夷简争廷论理。几番唇枪舌剑,吕哑口无言。
年轻气盛的仁宗皇帝赵祯却一意孤行,从速下诏远调范仲淹知睦州。这是范仲淹因忠直不挠而第二次遭贬。
时年46岁。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仍是祸从口出。
景祐二年,范仲淹因在地方治水有功,又调回汴京升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并做了开封知府。而范仲淹依旧是“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此时的吕夷简羽毛丰满,把持朝政,任人惟亲,提拔官员多出其门。朝内多是敢怒而不敢言。
范仲淹就下功夫搞了个新闻调查《百官图》,晋献于仁宗皇帝。尖锐地指出哪些人的升迁是合格的,哪些是有问题的,痛责吕以权谋私。
可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反诬他别有用心,离间君臣关系,图谋结党营私。仁宗不察,遂罢黜范仲淹的京官,将其放逐知饶州。
白驹过隙,一晃8年。直到庆历三年(1043年)春,由欧阳修力荐,“天子以仲淹众望所归拔用之”。
于是,已届54岁的范仲淹又回京擢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几经贬黜放逐,仍是禀性难易,壮心不已,始终如一。
这时,仁宗让吕夷简退职养病,让范仲淹与富弼、韩琦等实主朝政。很快,范仲淹就搞出了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皇上允准,在全国推行。
史称“庆历新政”。然而不及一年,吕夷简纠集一批既得利益的朝臣猛烈反扑。
激烈碰撞下,仁宗退缩,改革告吹,并下诏解除范职。悲愤与无奈之下,范仲淹这才激流勇退去了邓州做知州。
在知邓州期间,应先被贬谪的好友滕子京之约,在花洲书院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其中的“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不折不扣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毕生人格追求和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史家赞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
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金人元好问评价范仲淹“求之千百年间,盖不见一二”。
抚今追昔,令人慨叹良多。平心而论,范仲淹不惧雷霆之怒、敢说真话的骨格人品和造福一方的人生境界所达到的历史高度,让今天的一些文化人特别是官场人对镜而视,肯定会自惭形秽,望尘莫及。
范仲淹虽然三次被贬,名望却越来越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 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非常光荣)。”
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不 顾吕夷简的威胁恫吓去送别,并安慰他说:“此行尤光(尤其光荣)。”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
他正道直行,百折不挠 ,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
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
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
2. 范仲淹为什么被贬
范仲淹是大中祥八年(1015年)的进士,少有大志,幼年坎坷,二岁丧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范仲淹三次被贬,第一次是反对皇上率百官于会庆殿为太后祝寿;第二次是因废郭皇后事;第三次是因为与吕氏集团的争斗了。但是最终没有能够战胜吕夷简,于是景佑三年(1036年)五月离开汴京。八月,至饶州贬所。梅尧臣敬佩范仲淹的为人,为他的前途担忧,便寄((灵鸟赋))婉言相劝:优游自在,自适人生多快乐啊。范仲淹觉得朋友不理解自己,也作((灵鸟赋))相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示愿为理想而献出生命。
范仲淹经略陕西三年,成功遏制了西夏的侵略,最终使其叩首称臣,范仲淹因此被称为“龙图老子”。
3.
感遇(其一) 张九龄 兰叶春葳蕤, 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 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 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折? 九龄遭谗贬谪后所作的《感遇》诗十二首,朴素遒劲,寄慨遥深。此为第一首,诗以比兴手法,抒发了诗人孤芳自赏,不求人知的情感。
诗一开始,用整齐的偶句,突出了两种高雅的植物──春兰与秋桂。屈原《九歌·礼魂》中,有“春兰与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句。
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其地多桂,即景生情,就地取材,把秋菊换成了秋桂,师古而不泥古。兰桂对举,兰举其叶,桂举其花,这是由于对偶句的关系,互文以见义,其实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指全株。
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的意思,“葳蕤”两字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然有皎明洁净的感觉。
“皎洁”两字,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兰桂两句分写之后,用“欣欣此生意”一句一统,不论葳蕤也好,皎洁也好,都表现出欣欣向荣的生命活力。
第四句“自尔为佳节”又由统而分。“佳节”回应起笔两句中的春、秋,说明兰桂都各自在适当的季节而显示它们或葳蕤或皎洁的生命特点。
(“自”当“各自”解,“尔”当“如此”解,即代表“葳蕤”和“皎洁”。)这里一个“自”字,不但指兰桂各自适应佳节的特性,而且还表明了兰桂各自荣而不媚,不求人知的品质,替下文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作了伏笔。
起首四句,单写兰桂而不写人,但第五句却用“谁知”突然一转,引出了居住于山林之中的美人,即那些引兰桂风致为同调的隐逸之士。“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
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芬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
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
“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其中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
张九龄就把这章中的“闻风”毫不费力地拉来用了,用得这样恰如其分,用得这样自然,用得这样使读者毫不觉得他在用典故,这也是值得一提的。 最后二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何求”又作一转折。
林栖者既然闻风相悦,那末,兰桂若有知觉,应该很乐意接受美人折花欣赏了。然而诗却不顺此理而下,忽开新意。
兰逢春而葳蕤,桂遇秋而皎洁,这是它们的本性,而并非为了博得美人的折取欣赏。很清楚,诗人以此来比喻贤人君子的洁身自好,进德修业,也只是尽他作为一个人的本份,而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利达。
全诗的主旨,到此方才点明;而文章脉络也一贯到底。上文的“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与这里的“草木有本心”互为照应;上文的“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又与“美人折”同意相见。
这最后十个字,总结上文,滴水不漏。 古体诗而只写八句,算是短小的了,而张九龄在寥寥短章中,狮子搏兔,也用全力。
诗前二句是起,三四句是承,五六句是转,七八句是合,结构严谨。而且做到了意尽词尽,无一字落空。
表现形式上,运用了比兴手法,词意和平温雅,不激不昂,使读者毫不觉得在咏物的背后,讲着高雅的生活哲理。
4. 范仲淹以言事贬
范仲淹因为参论政事被贬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用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幼年时,欧阳修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等到成年时,更是超群出众,卓有声誉。
宋朝立国已有百余年,而文章体裁风格仍然承袭五代之陈规遗风,士人大多因循守旧,所作文章见识浅薄,格调不高。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曾想创作古文并借此大力提供,以改变当时的文风,但因笔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欧阳修随叔父欧阳晔任职于承受州时,在当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读后十分仰慕。于是用心寻求其中的精义,以至废寝忘食,决心要追赶他,和他并驾齐驱。
考进士,名列第一,选拔到甲科,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开始与尹洙交游,做古文,议论朝政,互为师友。与梅尧臣交游,做诗歌互相唱和,于是凭借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因为参论政事被贬,修为他在朝上辩护,司谏高若讷坚持认为范仲淹要被贬。修写信给他,说他不知道羞耻。若讷上呈了这封信,修连带被贬做夷陵令。后来范仲淹出使陕西,举荐修做书记。修笑着推辞说:“以前的举动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可以一同被贬,但不可以一同升迁。”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儿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他五品官的服饰,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啊?”
5. 范仲淹因为什么而被贬官
范仲淹因王安石而被贬?
徐峰
2007年6月29日的《中国教育报·文化版》的“一家之言”栏目刊载了深圳市翰林学校武宏林先生写的《范仲淹的写于何地》一文,文章对汪曾祺先生提出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不在岳阳,而是在邓州一事提出质疑。读罢对其敢于质疑的勇气佩服有加,但感觉对写作之地的证明未给出令人信服的材料。另外,关于范氏的仕途浮沉原因,亦有错误,想《中国教育报》乃全国有影响的专业性极强的报纸,如此错误,倘不指出,恐读者不明,以讹传讹,最终误导学生。今不揣浅陋,与武宏林先生谈两个史实。
既然范氏《岳阳楼记》与其政治上的失意有关,就首先谈他的贬官之由。按武氏所说,“范仲淹与滕子京同在朝中为官,志同道合,后因二人竭力拥护王安石搞变法,触犯了权贵们的利益,因此相继被贬为地方官。”如此一来,范仲淹与王安石乃同时代人也,且与其同朝为官。考其生卒年,范仲淹生于太宗端拱二年,即公元989年,卒于1052年。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二人相差30多岁,根本不是同时代人。《宋史·列传·王安石》载,治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很快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1070)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而范仲淹早在皇佑四年(1052 年)就已过世,根本不可能参与或是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就不可能因拥护王变法而被贬官。
范仲淹的被贬根本跟王安石变法没有关系,而是他自己推行改革的结果。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从西北边境调到朝廷,先管军务,继任副宰相,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跟韩琦、欧阳修等人共同提出了改革进务的“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由于守旧派的反对,不久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至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应当说,他领导的“庆历新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二,究竟范仲淹在何地写的《岳阳楼记》?毫无疑问是邓州。《宋史·列传·范仲淹》记载很明显,1045年(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新政失几,他的参知政事被罢免,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不久因病改知邓州。范仲淹写《记》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这时他正在邓州任上。汪曾祺先生认为邓州是现在的延安,这是错误的。延安在宋初称“延州”,范仲淹早期曾在延州负责西北防务。由于军事位置重要,延州于1089年升为延安府。所以在《水浒传》中王进和鲁提辖都称延安府。邓州就是现在的河南邓州。宋初于此设武胜军,治穰,乾德(963-968年)年间,复称邓州,统于京西南路。所以,范仲淹是在河南邓州写的《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夏天,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绘了一幅《洞庭晚秋图》,派人带信和图去请范仲淹写“记”,他便在九月十五日写成了这篇名文《岳阳楼记》。但仅凭一幅静态的画就能写出洞庭湖“霪雨霏霏”和“春和景明”等景物变化来吗?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同名散文《岳阳楼记》中也认为“完全出诸想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他并未进一步去考证。其实一查范仲淹生平就可以发现,他曾到过鄱阳湖。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反对吕夷简而被贬江西饶州(今江西鄱阳县)当知州,同样烟波浩渺的鄱阳湖自然让他流连不已,对四时不同之景自然是熟悉的,所以写洞庭湖还是有一定的感性知识的。关于这一点,吴小如先生在其《介绍范仲淹的》中提及,读者可以一阅。
6. 《岳阳楼记》写于范仲淹被贬( )期间
河南邓州
《宋史·列传·范仲淹》记载很明显,1045年(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新政失几,他的参知政事被罢免,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不久因病改知邓州。范仲淹写《记》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这时他正在邓州任上。汪曾祺先生认为邓州是现在的延安,这是错误的。延安在宋初称“延州”,范仲淹早期曾在延州负责西北防务。由于军事位置重要,延州于1089年升为延安府。所以在《水浒传》中王进和鲁提辖都称延安府。邓州就是现在的河南邓州。宋初于此设武胜军,治穰,乾德(963-968年)年间,复称邓州,统于京西南路。所以,范仲淹是在河南邓州写的《岳阳楼记》。
7. 范仲淹曾被贬到哪里
天圣六年(1028年),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远放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
景佑三年(1036年),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被贬至陕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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