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句子网关于投江诗句
1.投江的唐代大诗人
据说李白可能是投江而死。
历史上确认是投江的诗人是屈原，不过不是唐朝。 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 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应该比较可信。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不能偏信。
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与诗人'格非常吻合。
可信可不信。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
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论事实如何，我愿意相信李白是投水捉月而死，符合他浪漫主义诗人的传奇一生。
2.爱国诗人屈原当时仇恨社会的腐败却无能为力而投江自尽,有哪些诗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求索精神的根源 一方面源于屈原对楚国深沉而真挚的爱，这就涉及他的家世，屈原的远祖是传说中的古帝高阳氏。
据《史书？楚世家》记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国的创始人，姓芈。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叫鬻熊。
鬻熊以后，楚以熊为氏，后来姓氏不分，楚国又姓熊。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在“楚”这个地方，即丹阳（今湖北秭归）。
传至楚武王熊达，熊达的儿子瑕，被封食采邑在“屈”这个地方，后代就以所封的地名“屈”为氏，屈是楚国芈姓的分支，所以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和楚王同姓，同一始祖。这就使得他具有浓厚的宗教血缘情感，必然忠于宗族的最高首领――君主。
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他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
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屈原的贵族出身还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的观念溶于一体，不可动摇。
这些就使得他对楚国有“深固难徙”的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还源与他执著、独立不迁的个性，“独立不迁”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
《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橘颂》表现的是诗人“不迁”的精神品质，这“不迁”不仅表现为自我人格的坚守，还表现为“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与“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社会品性。屈原把这种“不迁”的精神推而广之，便成为他坚定不屈的人格，边成为他人生的中流砥柱。
他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流”既是《离骚》所说：“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横”既《孟子》所说：“待我以横逆。”屈原正是要逆于那 “时俗之流从”的，《说文》：“横，阑木也。”
所谓“横而不流”也就是《渔父》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橘颂》所说的“苏世独立”，王逸注：“苏，寤也”。
这种觉醒精神、独立不迁的个性如一股山泉发挥在他对“美政”、真理的求索过程中。 二、屈原求索精神的内涵 屈原的求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不仅表现在他对追求“美政”孜孜不倦的追求，还表现在他对真理的大胆怀疑、大胆探索（求索精神的两个方面，你好像着重写“美政”，而第二个方面，你放在“举贤授能”里写，其实可以抽出来单独写）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方面 1、立法强国 “国富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 。”
屈原在诗中鲜明地提出了变革的政治纲领，国家富强，要靠法度，法度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和途径，就像架车、乘马，必须要有“辔衔”、有“舟楫”。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泛？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惜往日》）”， 屈原强调“法度”而反对“心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共同主张。
《韩非子？用人》中强调：“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中不能成一轮。”屈原和韩非子都认为违背法度，采用“心治”会危害国家治理，这也是楚国当时的现实：“固时俗之工巧兮，湎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因此，屈原“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这里的“先功”就是楚国历史上主张变法图强的先王、先贤，汤炳正先生〈〈“先工及其他〉〉，以为即楚庄王、楚康王、楚悼王，也就是《离骚》所称述的“三后”。尤其是楚悼王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以致国家强大起来。
这些说明，只有“立法”，国家才会富强，这既是“先工”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屈原面对现实，必然作出的选择。 2、举贤授能 举贤授能，既是自古以来的政治主张，也是智力国家的重要措施。
这是任何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保证，并且也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的标志。屈原通过赞赏古代历史上举贤授能的圣君贤臣的典范，来表达他对阻碍变革的就贵族集团的反对，以及对新兴力量的渴望。
“说（音“悦”）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在屈原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地讴歌着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又如在（《惜往日》）里，他又写到：“闻百里奚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诗中所讴歌的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在从前的典籍中也有陈述，但屈原的诗却着重强调了这些贤能的出生卑微：伊尹“烹于庖厨”，傅说“筑于傅岩”，吕望“屠于朝歌”，宁戚“歌而饭牛”，百里奚则“为虏”。
这种突出表现了屈原主张的“举贤授能”是不羞于卑贱，要突破阶级局限，而真正为贤是用。 从屈原的“美政”主张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代表历史潮流的进步人物， 他的“美政”思想是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进步主张的。
正是由于屈原“美政”的进步性， 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旧势力才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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