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写关于隐居的诗句及理解
1.陶渊明体现隐居的诗
陶渊明所著《归园田居》系列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ài)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虚里人,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以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其四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一世弃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其五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2.对陶渊明隐居的看法
归隐的原因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
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我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
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原因之一 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
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
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
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
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与世长辞。 原因之二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
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
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
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
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
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
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
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
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
3.对陶渊明隐居思想的理解
陶渊明的思想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
推之于今,陶渊明不仅以他在文学世界中表现出的追求自由、自然、潇洒飘逸的生活态度感染着生活忙乱嘈杂的现代人;他的思想也仍存在着积极的一面——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不去刻意地追求功名利禄,即使有一些失去也不必感到绝望,只要内心中保有最原始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也可以是幸福的。
4.结合陶渊明谈谈对古人归隐的看法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你的这个问题我来引用金开诚先生的文章来说吧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清高曾是个褒义词,清高的人一般说来是受到敬重的.清高的 "清",意思比较明白,无非是为人清白正直,不搞邪的、歪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至于"高"的含义,则似乎不同于高风亮节、德高望重之高,而是总要带上一点孤独乃至孤僻的意味,或者可以解释为孤高.因此,清高的名声首先总是落到遗世寂居的隐士头上. 传说中第一个清高之人,恐怕要数许由了.据说唐尧要把天下禅让给他,他认为这话污染了耳朵,因而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耳.此事不知真假,但在古代却传为美谈.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唐尧是人人称颂的圣君,圣君是因为给天下人办了好事所以受到称颂;然而他所选的接班人却不愿为天下人办事,不愿办事却同样受到称赞,真不知是什么道理. 道理虽然说不清,但关于许由的美谈却事实上给清高规定了一个模式,即凡是显贵的人是不大可能得到清高之名的;后来显贵又扩大为富贵,即清高是与富贵无缘的.例如诸葛亮,当他"高卧隆中"之时,是可以称为清高的;后来辅佐刘备,成为蜀汉丞相,在后人心目中德高望重,近乎完人,却无人说他清高.汲黯、苏武、魏徵、颜真卿、史可法等,都以高风亮节著称于史,但也因做官而不被评为清高.当然,历史上对这些人的评价之高是远非清高二字可比的. 在历史上被称为清高的人中,陶渊明大约要算突出的了.他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现在有新解,姑置勿论),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园,以"力耕"谋取"衣食".这种情况与富贵绝无因缘,在古人心目中乃成为纯正的清高. 不过,从陶渊明这个清高模式来看,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固然决定了他是否有清高之 "实";但如果在"实"之外还能享有清高之"名",那就还得有一些不平凡的本事才行.陶渊明除了真正清高之外,还能写一手好诗,用来言志抒情,因而实至名归,成为清高的典型.其后,像林和靖、倪云林等人,也都因具有才艺专长,才成为著名的清高之人.例如林和靖"梅妻鹤子",隐居杭州 孤山,固然很清高;但也要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咏梅绝唱,才能成为名人.倪云林隐居无锡惠山,为人有点怪癖,但他的画脱尽烟火气,确有独特风格,所以连怪癖也一同被传诵了.当然,真正清高的人是根本不在乎成名的.想无名而终于有名,其原因大概一则因为历史需要树立清高的样板,而这类样板又只能通过才艺成果的传扬来树立;假如无所表现,也就无从传扬了.二则因为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这才证明是真正的清高.至于那才艺是否适合做宫的要求,古人往往是不加深究的.在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只要有才便可以做官. 清高是褒义词,但也不算很高的评价,然而古人评定清高却又是相当严格的;说严格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相当模糊.这种情况结合实例来看比较清楚.例如李白,只做过短短一段宫廷诗人,还敢公然声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本人又很希望得到清高之名;然而他却终于未成公认的清高样板.原因可能是他有时用世之心过于急切,又极为自负,比较缺乏恬退风度;而且他有了做官的可能便得意地声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没了官做则又傲然声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诸如此类的话,就很难和清高挂钩了.不过,李白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不但形象思维功夫好,而且天真罄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没成为公认的清高样板,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这个实例只是说明古人评定清高的样板是相当严格的. 另一个实例则说明清高的模糊性,那就是孟浩然.他本来也是想做官的,试看《临洞庭上张丞相》一诗,他在写了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雄劲的名句后,接着就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求援用世之心极为明显.后来做不成官,还不无牢骚,所以说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之类的话.但孟浩然一生既未做官,而且《唐书·孟浩然传》还记述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同赴京师,欲荐于朝廷;可是孟浩然却因与故人喝酒喝得高兴,竟至失约,还说"业已饮,何恤他!"可见他对做官也有不在乎的一面.特别是归隐之后,在寂寞心情中,也多有恬淡之意.这样看来,孟浩然是理应成为一个清高样板的;而且有人也的确这样认为,试看李白的《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醉月"句用《魏志·徐邈传》典,暗指孟浩然因剧饮违韩朝宗之约事.)可见在李白心目中,孟浩然的清高是极为突出的;然而孟浩然在历史上却仍然不是公认的清高样板.由此可见,对清高的评论是既严格,又模糊的. 在当代,清高曾经长期受批判,但由于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和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影响很深,因此虽然批了,却仍然没使许多人的观念真正转变;也就是说清高的价值在人们心中实际上并未降低.至于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
5.对陶渊明隐居思想的理解
陶渊明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了两次选择。第一次他选择“伪善”,讲忠孝、讲信义。第二次,在经过几度出仕的尝试以后,对世俗和官场有了深刻认识。他选择了隐居。在隐居中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当初的 出仕他说是家贫。这从他的诗中也反映了出来。
然而他也是为了追求理想。只是世俗和官场的腐败、黑暗使他不得不选择隐居。他的归隐跟他执着于自然关系密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就反映出丘山、田园对官场来说是另一个世界。这里面有“自然”一种闲适、自得的生活。
他早期学的是忠孝、信义、不废弃儒学。可以说是执着于名教。后来的归隐是执着于自然。他质性自然,带气负性的为人是根本不可能与世俗腐败风气相结合的。何况仕途充满了机诈和险恶,归隐对他来说是无奈之举。
6.对于陶渊明隐居的看法
宁静淡泊中的智慧 ——说说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自然、恬静、安逸,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形容陶渊明的诗文呢?无论是《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还是《饮酒》、《五柳先生传》,字字都散发出那样一种淡远清新、平实淳厚、意韵悠长的独特风韵,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仿佛未经雕琢,却自然地流露着他特有的古朴之风,他的文风,他的处世哲学,都好似夹杂在那久远的魏晋之风中一丝淡淡的菊香,细若游丝,而又绵远悠长。
三国归魏,司马氏专权,曾经的宏谋远图、血撒沙场化作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没有了乱世枭雄,取而代之的是将权术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小人。就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中,无数文人墨客选择了逃避现实,而将宝贵的生命耗费于空谈玄学、追求虚幻中的长生不老之上。
陶渊明这等隐逸之士的诞生似乎是时代的必然,然而我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同于同时代、同阶层人物的精神与思想。 陶渊明生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
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而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他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
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
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这年冬因母亲病逝,便回寻阳举丧了。
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
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
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就辞官归隐了。
至于这次辞去县令的原因,《归去来兮辞》说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这次辞官,便是陶渊明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再未入朝为官,而是专心守住一方寸土,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
陶渊明远离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躬耕自资”,恣情与山水之间,忘却对于现实黑暗的失望之情,他爱菊,便在宅边遍植菊花;他嗜酒,而且每饮必醉;他好读书,却又不求甚解。他的思想与行动都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太多的不同,而他又不似与他同时代的某些文人那样放荡不羁、抛弃一切礼法;陶潜绝对不会赤身迎客,绝对不会与金石为伴,更不会向往长生不死。
他仅仅出于现实的失望,更出于自己独特的志趣,而放弃了出仕的道路,他看轻生死,不计得失,安贫乐道;但从他归隐后的一些诗文上仍可看出他对于“俗世”的关注,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根基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却又融会了道家的老庄哲学,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 正因为陶渊明远离政治,接近劳动人民,才使他的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上,在文艺形式上,都走着与当时贵族化的文坛相反的道路。
他反对剥削,歌颂了劳动,并身体力行;他发挥了五言古诗优秀的传统,高度发展了民歌传统上白描的手法;在数量上及诗歌的接触面上都远远超过前代及当代的诗人;他的成就因此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宝贵的收获。正像无数优秀的作家们,都代表一个寒士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对抗,但在这些寒士中,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走向农民的。
这就使得陶诗在一切诗篇中,都显得那么素朴淳厚,单纯明朗。他的风格是最富有个性的,也是最典型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以后,仅有少数诗人能以自己的品格构成典型的形象,陶渊明正是这样的,他因此是中国最优秀而且伟大的诗人之一。 陶渊明的文章,并未沿袭当时盛行的华丽的骈体风格,而是清丽脱俗,清新隽永,仿佛雨后山谷中的长虹,又仿佛一汪潺潺涌动的甘泉,文字中寄托着他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理想生活的期盼。
例如他最后一次辞官时写下的《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字里行间又仿佛潜藏了深刻的人生悲凉。
诗。
7.推荐三首陶渊明写的归隐诗
《饮酒·其五》魏晋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归园田居·其三》魏晋 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其一》魏晋: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赏析 《饮酒·其五》 开头四句,以具体的生活体验,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揭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很有理趣的生活现象——“心远地自偏”。“采菊”四句,即由“心远地自偏”生出,言东篱采菊,在无意中偶然得见南山,于是目注心摇,又为南山傍晚时出现的绚丽景色所吸引。
结庐人境,而采菊东篱;身在东篱,而又神驰南山,全篇主旨总在显示“心远”二字。最后两句所说的“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
所谓“真意”,其实就是这种“心运”所带来的任真自得的生活意趣;所谓“忘言”,就是在陶渊明看来,世间总有那么一些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的人是无法体验到这种生活理趣的!《归园田居·其三》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在本诗中陶渊明勇敢地反对了传统观念,冲破了陈旧的精神枷锁,毅然地告别官场,辞去了彭泽县令,不做劳心治人的“君子”;决然地返回家园,心甘情愿地扛起了锄头,辛勤地躬耕垄亩,偏要做个劳力的“小人”。
这等无畏的精神,美好的人格,高尚的境界,赢得了后世多少人的称赞、钦佩乃至效仿。《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因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
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
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8.对陶渊明归隐的看法
有人说,陶渊明不仅是田园诗人,而且还是理想主义者。想必这位仁兄定是对陶渊明作了一番研究,才下此定论。先且不说这位仁兄对陶渊明所下定论是否正确。咱也来先研究研究陶渊明,再说这位仁兄的定论如何。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东晋诗人,文学家。浔阳柴桑人。他幼年失去父亲,家道中落,少年的陶渊明生活在贫困之中。由于社会动荡,早年一直没有出仕,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后为贫穷所迫,陆续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官。任江州祭酒,不久归隐。后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四十一岁再出为彭泽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从这段有关陶渊明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的仕途并不顺达,可谓是坎坷。也许仕途的失意就是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却才是他仕途失意的根源。谁不希望自己的仕途显达,顺风如意呢?陶渊明亦是如此。可是浑浊的官场的阿虞我诈,却让一心想要报效国家,施展抱负的陶渊明心灰意冷;不愿同流合污更是让他心如死灰啊!无可奈何只要决意不再出仕,到荒郊野岭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乐土。
可见陶渊明的归隐充满了些许的无奈,几多悲痛。
当现实的社会与自己格格不入时,任何人都会对现实滋长绝望,对理想的状态充满渴望。然而陶渊明的“理想主义”是否是他从来就是有的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是社会的浑浊逼迫陶渊明变成“理想主义”者,逼迫他去归隐,逼迫他去幻化出一个个似真如幻的“桃园”;而他只是想让自己动荡的心得到丝丝的慰安而已!
所以陶渊明并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追梦者;一个苦苦寻觅属于自己的世界的追梦者。所谓“文品出于人品”。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和他对清澈的世界的追求;也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平淡,自然,清新恰与田园的景致相和相契。所以我认为陶渊明顶多就是一个田园诗人,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当我们在吟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感觉到的只是悠然吗?而在这“悠然”的背后又谁人能知陶渊明的无奈呢?!倘若世态安宁,官场清澈。陶渊明真的就愿意待在田园之中,饮酒作诗,赏花写文吗?
9.推荐三首陶渊明写的归隐诗
1. 《饮酒·其五》魏晋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2. 《归园田居·其三》魏晋 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3. 《归园田居·其一》魏晋: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赏析
1. 《饮酒·其五》
开头四句,以具体的生活体验,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揭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很有理趣的生活现象——“心远地自偏”。“采菊”四句,即由“心远地自偏”生出,言东篱采菊,在无意中偶然得见南山,于是目注心摇,又为南山傍晚时出现的绚丽景色所吸引。结庐人境,而采菊东篱;身在东篱,而又神驰南山,全篇主旨总在显示“心远”二字。最后两句所说的“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所谓“真意”,其实就是这种“心运”所带来的任真自得的生活意趣;所谓“忘言”,就是在陶渊明看来,世间总有那么一些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的人是无法体验到这种生活理趣的!
2. 《归园田居·其三》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在本诗中陶渊明勇敢地反对了传统观念,冲破了陈旧的精神枷锁,毅然地告别官场,辞去了彭泽县令,不做劳心治人的“君子”;决然地返回家园,心甘情愿地扛起了锄头,辛勤地躬耕垄亩,偏要做个劳力的“小人”。这等无畏的精神,美好的人格,高尚的境界,赢得了后世多少人的称赞、钦佩乃至效仿。
3.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因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10.结合陶渊明对隐居的看法
别人写得文,挺长的,你看着顺眼的摘两句吧 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
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
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
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
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
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
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 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
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闲情赋》正是他想追求又怕失望,不绝望再次追求又怕进一步失望心迹的曲折表达。另外,虽然知晓“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然而“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也让他生发困惑的无奈。
入仕意识的被质疑也让潜在的归隐意识被激活起来。他开始有就此居田一生永不入仕的设想,并有意识地研究历代隐士,希冀从他们身上找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
在《扇上画赞》一诗中他通过对古代八位有名隐士的赞扬认识到了归隐者在“淳风日尽”的社会里选择归隐却依然能为社会为世人践行一种积极而又合乎主体心志的风范,这亦不失为可效仿的面世态度。最终,陶渊明在“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的矛盾与彷徨中悟出“时有语默,运用隆窊”,以天下有道则佐,天下无道则隐的达观让撞击着的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再次得以相安。
由此可见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道”作为称量入仕与归隐的砝码。在这里“道”一指天道人道的守正和谐,一指诗人内心的用于衡量天道人道的一套准则。
在陶渊明这套准则同样是儒家、道家赋予他的。儒家认为文人需“进德修业”,但也提倡“立善”、“修身”;而道家则提倡崇尚自然天性、返璞归真。
这两者实质上都是要求人对自身的完善,而所谓完善,其前提当然就是率由天性,不扭曲。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假使“道”不合乎心,纵有多大抱负,一旦违乎自己的“道”(即天性)乃至屈身辱志失却“善”,则都是了无意义的。
矛盾的暂时相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平静,人很多时候是心猿两极的。如果把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共生并长时期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幼稚期,把相互撞击后暂时相安称为仕隐观青春期的话,那么我认为亦可把从29岁初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12年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磨合实践期、成熟期,这段时期他是时仕时隐的。
潜意识里他是想实践自己的抱负的,几次出仕并不意味着其时“天下有道”。陶渊明的初仕就是出于最实际的人生考虑,亲老家贫,碰巧有作官的机会可获俸禄又可实践抱负,他自然而然踏足官场。
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一方面29年久居田园,以抱朴守静为素志的陶渊明在从仕时无时不在怀念着他的田园生活,仕途之于他很多时候不啻于“羁役”、“驱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正是他该时期的写照。
另外,“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徂年既流,业不增旧。”陶渊明渐感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
因此虽时隐时仕,勉力“学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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