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句子网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诗句
1.王安石改革诗句
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 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 一鸟不鸣山更幽。
江上江北秋阴一半开， 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 忽见千帆隐映来。
春夜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北陂杏花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残菊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入塞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次休。
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
2.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写的诗是哪首
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
宋代：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译文：
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困窘和顺利的境遇全都经历过了。他俩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奴仆。如果两位英雄遇不到英明的君主，最终也只能老死于山野之中。
他们偶然与成汤和周武王相遇，英明的君主得到了贤臣，犹如云生龙、风随虎一般，谈笑中建起了王业。到现在已几千年了，谁又能与他们所建立的丰功伟业一争高下呢？
这首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遭际和名垂千载的功业，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它不同于一般古代诗人词客种笼统空泛的咏史作品，而是一个政治家鉴古论今的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这正是本篇的巧妙之处。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因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出，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末，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3.《登飞来峰》这首诗
★☆《登飞来峰》原文、注释、译文、赏析 《登飞来峰》原文、注释、译文、赏析登飞来峰作者： 王安石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注释： 【飞来峰】杭州西湖灵隐寺前灵鹫峰。
传说东晋时印度高僧慧理以为它象天竺国的灵鹫山，并说“不知何时飞来”，故而得名。 【千寻】古以八尺为一寻，形容高。
【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意。 【浮云】陆贾《新语·慎微》有“邪臣之蔽贤”句。
译文：飞来峰上耸立着高高的宝塔，我听见鸡叫便看太阳升起.不怕会有浮云遮住了远望的视线，因为人已站在最高层的地方赏析一： 山是高耸的，塔是高耸的，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不知道。
诗人只告诉我们，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站在塔上，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
请想想飞来峰那耸云天的气势吧！ 宝塔虽高，却不是高不可上。转眼间，诗人已登上塔顶，世界万物，尽收眼底，那游荡的云片再也挡不住视线了！“不畏浮去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乍听起来，是在谈论观赏风光的体会；可一寻味，便会从中领悟到一条人生哲理：在社会生活和思想修养方面，不也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吗？！在诗人，这是雄心勃勃的自勉；对读者，这是引人向上的启示。赏析二：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和散文大师。
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诗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独创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飞来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现在的浙江宁波）做知县，任满以后回江西临川故乡，路过杭州的时候，写了这首诗。
这一年王安石三十岁。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
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
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 “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
我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
今天我们还把太阳比革命领袖，把阳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
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
“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
）。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
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
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
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
4.关于王安石变法
无论选择赞同变法还是反对变法，都要自圆其说。
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是什么？是要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是为什么？一是为了发放朝廷官员的工资，而是为了应付皇家贵族的开销，三是为了打仗--打西夏，西北望，射天狼。当然这其中最用钱的地方还是打仗。王安石知道宋神宗想打仗，但是没有钱不行，他就提出用变法去增加财政收入。变法是怎么变呢，无非是多增税，重新丈量田亩，把荒山、滩涂等地纳入税源，打击贵族的偷税漏税行为；并将税收的增收率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指标。这么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开源，为财政开源。
司马光也知道现在朝廷缺钱，但他坚决反对开源增税，因为司马光隐约觉得这样的税制改革可能会导致动乱。增税不是发钱，老百姓不一定愿意，再说了把增税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为了完成任务，地方官会不管百姓的死活。因此，司马光认为解决财政问题不能是开源，迫不得已可以采取节流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限制皇亲国戚、王侯贵族的日常开销，但是司马光的节流方案却没有被宋神宗采用，因为这位皇帝不想让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天天喝稀饭。.
王安石的变法，得罪的是一部分老百姓和下级官，司马光方案得罪的贵戚，
看看你心里更赞同谁
就怎么写吧
苏轼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诗句
1. 苏轼 王安石变法
苏轼的确不太赞同新法，写了一些描述百姓苦难的诗文。
李定等人主要把苏轼的诗文扭曲成讽刺皇上，讽刺朝廷，而苏轼不是这个意思。很多“罪状”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相当于“文字狱”。
苏轼终于朝廷，但不恭维顺从不合理的政策。得罪了“新党”的很多人，新党中有好人也有小人。王安石是个心怀天下的政治家，着力推广改革；而李定等小人则残酷地鞭挞异己。
宋神宗是个英明开放的君主，支持新政，但也很欣赏“旧党”苏轼的才华和忠心，刻意宽容苏轼，减轻罪罚，其中王安石也为苏轼求情。
2. 苏轼和王安石
怎么说呢！我们的王安石属于张居正式的人物，眼里揉不得沙子，苏轼确实也对当时变法的客观因素提出了比较中肯的见解，但是我们的王改革家又是一根筋，所以九头牛也没法拉回来了。
再加上一些误解，导致了苏轼的杯具。可以说他们不是政敌。因为根据后来苏轼对司马光的不满可以看到他是个比较客观实际的人，记得有著名人物说过，苏轼自己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自身即有文人寻求超脱的理想，寻求道家的自然无为，又有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想通过仕途平天下。所以两头都放不开，导致自己处在夹缝中，两边不讨好。
3. 【苏轼王安石变法苏轼的“乌台诗案”,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众所
苏轼的确不太赞同新法，写了一些描述百姓苦难的诗文.李定等人主要把苏轼的诗文扭曲成讽刺皇上，讽刺朝廷，而苏轼不是这个意思.很多“罪状”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相当于“文字狱”.苏轼终于朝廷，但不恭维顺从不合理的政策.得罪了“新党”的很多人，新党中有好人也有小人.王安石是个心怀天下的政治家，着力推广改革；而李定等小人则残酷地鞭挞异己.宋神宗是个英明开放的君主，支持新政，但也很欣赏“旧党”苏轼的才华和忠心，刻意宽容苏轼，减轻罪罚，其中王安石也为苏轼求情.。
4. 苏东坡改王安石的诗
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提纲，我随便说说，楼主你看能用就用，希望能帮到你。
这个故事主要集中在东坡改错诗句上，虽然苏东坡是大文豪，多才多艺，但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一个人的见识其实是有限的，这包括阅历和学识两个方面，东坡居士虽然在学识上登峰造极，但是在阅历上，此时尚不及学问。这两句诗不合常理，百思不得其解之下贸贸然改了诗句，未经主人同意，其实是有点不妥的。
东坡居士的傲气由其少时的对联窥见一斑，“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结果被人上门踢馆。其实这句话实践起来有困难，庄子还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呢。
这个题材的寓意就是，无论做学问做人做事，都应当谦虚谨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学习的同时，应当多增加阅历，毕竟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则，尽信书不如无书。
扩展，还有一点零零碎碎的想法，有人说王安石因此贬苏东坡去合浦，说到合浦，还有个合浦还珠的典故。其实王安石和当时的变法的反对党头头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在道德品质上，都是白璧无瑕的。而且苏轼也不是完全反对变法，应该是相信王安石的人品的。
5. 王安石给苏轼写了哪些诗
故事与诗，你看搭不搭边
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6. 王安石变法和苏轼有什么关系
王安石变法和苏轼有什么关系
北宋神宗年间，朝廷想要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便让王安石展开变法运动，后人称为“王安石变法”。当时，朝中很多大臣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运动，其中就有苏轼。苏轼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抵制和抗议。推行变法前，苏轼指出王安石变法措施太为激进，在北宋社会根本走不长久。
王安石与苏轼画像
1069年，苏轼曾给宋神宗三次上书谏言，指出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其中，苏轼就王安石提出的《贡举法》向宋神宗提出了意见。苏轼认为，王安石倡导的人才选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只重视能力而不注重人品，如果选拔人才按照《贡举法》来选举，那么朝廷上将会滋生很多投机分子。苏轼正面批评了王安石选拔人才弃百姓的利益而不顾。随后，苏轼遭到了王安石等改革人士的打压。但是，这并没有让苏轼放弃，他又给宋神宗上书两次，全面抨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弊端。以《雇役法》为例，苏轼指出，助役钱会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对那些投机取巧的贪官污吏来说，他们仍然能从其中获得大量的利益。如果这一措施实行，只会引发百姓的哀怨。
苏轼三番五次的谏言根本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毕竟只是一位官职不高的文官。苏轼明知道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和毅力，但是他依然上书提示改革措施的弊端，足以看出苏轼是位大智大勇的人才。不久之后，苏轼遭到改革派的排挤而离开了京城。随后，他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上书给宋神宗，向他说明改革后百姓的生活状态。
对苏轼的评价是怎样的
苏轼，因其才华出众，才思敏捷，一生所作诗词无数，后世之人将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除此之外，苏轼还有哪些特点，人们又都是从哪些方面评价他，如何评价他的呢？下面咱们简单分析分析。
苏轼图像
首先，单从外貌论，很多人评价苏轼是一名翩翩公子，风流倜傥，深得女人的喜爱。这点从他一生中的婚姻便能看出一二，苏东坡一生曾娶妻三任。在第一任妻子王弗死后，其堂妹王润之因一直暗恋姐夫苏轼便托人做媒，最终也是如愿以偿成为第二任苏夫人。为了怀念逝去的妻子，苏轼曾作《江城子》一词，深深地抒发了对亡妻的悼念之情怀，也因为此，他被后世评价为多情之人，也算是当之无愧。
其次，单从目标方向论，人们对他的定义则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之人，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永不放弃。少时的苏轼是很崇尚儒家思想的，他也一心为考取仕途，以取得功名然后报效朝廷为自豪。但他显然并不被命运之神所眷顾，仕途之路也算是一波三折，风波不断，更曾经因为得罪新派势力而被冤枉入狱，出狱后苏轼曾经一度重新被任用，但很快地又再次被一贬在贬。但这种曲折的经历，并没有打消苏轼的最初方向和理想，从这点来看，他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为之人。
最后，单从思维论，评价苏轼是一个思维开阔，豪迈大气之人可谓是精准确切。他的诸多作品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豪迈之师，当属苏轼。
苏轼旷达词有哪些
苏轼，世人称之为“苏东坡”北宋人士，著名的豪放派诗人、政治家、文学家，苏轼因为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歌被称为“宋代的典范”，他的词被誉为“为词立法”。
苏轼雕塑
苏轼的文学造诣虽然高，但是他留下来的词作其实并不多，据统计，才三百余首，但是苏轼的词又被称为“旷达词”开创了词的新的篇章。
政治变幻莫测，云播诡谲，很多读书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想报效朝廷，但是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陶渊明的诗多有对贫苦、疾病的感叹，豪放派李白的诗有郁郁不得志的愁苦，杜甫的诗也常包含抱负无地施展，仕途失意的寡欢，但苏轼的诗却显示出了不一样的胸怀，对人生愁苦的谅解。
苏轼旷达词的形成与苏轼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苏轼一生，不趋炎附势、不结党营私，虽然多次遭受贬谪，但他仍不像现实低头，不随波逐流。苏轼通晓儒家、道家，形成了他豁达的胸襟、乐观开朗的个性，即使面对最窘迫的“乌台诗案”，让他对政治失去的信心，但也没有打击他自然的生活态度，即使被贬，到达被贬之地，仍为民办事，建立医院、学堂等等，被当地人成为“苏贤能”。
苏轼的旷达词不论是感怀悼念还是壮志未酬，亦或者内心孤寂，他都采用超然旷达的处理态度，透露对人生希望的执着和追求。
7.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对是错
其实我们后人评教是非功过，是无论如何也能说出一番理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就完全是站在一个文人的立场上来看，总觉得对变法的评价有失偏颇，甚至相当刻毒。但此书被奉为写东坡的经典，可见其还是有道理。不过，我更认为，因客观从历史环境偶然因素等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历来非大智大慧者而不能变法。王安石自幼聪明绝顶。甚至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他的许多举止非常像患有孤独症的天才们。而最主要反对他的司马光，也固然聪明智慧，但若把司马光用聪颖描述，那王安石则是智慧了。首先，变法本身无错，我们可以看到，宋朝之所以短时间内富饶了起来，很大程度归功于新法。可惜新法实施的环境太过恶劣，因其所针对的士大夫富商以及贵族阶层从中没有任何明显的好处，宵小之辈仰荆公之权而纷纷攀附，狐假虎威打击旧党，铲除异己，又给新法添了很多阻力。到新法实施的后半段，其实王安石已经退居山野了。所以新法失败，不能说明王安石变法之错。
再来看苏轼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原因之一、苏洵携苏轼苏辙上京赴考，三苏即刻名满天下。而就在三苏志得意满之时，王安石凭着自己的观察对皇帝说了批评苏洵的话。而苏洵后来又恰恰写了一篇历来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新法的《辩奸论》（言语尖酸，近乎人身攻击，有点幼稚）。虽然有人说苏洵心里事实上是支持变法的，那也没办法啦。百善孝为先，苏轼苏辙乃至孝之人嘛，所以就算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支持新法，表面上也绝不可认同。所以苏轼年轻时对新法一概否定。这便属于偶然因素。原因之二、新法是宋朝全国上下渴望迅速富强收复江山而诞生的一剂猛药，恰好迎合了当时大多数的心态。而苏轼凭其在古书中萦浸多年的知识积累与自身的才华意识到猛药不如温和调理。其实从人体的角度而言，猛药虽一时有效，也容易激起疾病被打压一阵后的大规模反抗，不如温和调理，慢慢歼灭。可见苏轼并非完全反对变法，而是不满变法那迅速猛烈的进程。其实这一点上苏轼是有道理的，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但新法则不然，所谓夜长梦多，新法也便是在后来人的拖沓中告败，被司马光毫不留情一扫而空。
另外，新党被从朝野清除后，苏轼在旧党那里还是没讨到任何好处。他率性天真，对于人与政治的看法都太过简单，因批评旧党的所作所为，又兼名满天下，被旧党深深畏惧，早早就把他又给贬走了，而且比新党还狠，贬到岭南不说，又贬到海南。
可见，政治上并非对与错那么简单的。而且苏轼在生活中和王安石一点瓜葛都没有，而且还非常仰慕王安石的思想为人，王安石也很欣赏苏轼的诗才，曾约他一同隐居，奈何彼时苏轼虽心动，而皇命在身，亟需赴京呢。
若实在要分个对错，我想可以说，王安石新法本身无错，但其中不乏用人不当等错，以致不能成功实施。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的影响不大（几乎没有，只是提供了许多话题而已，因苏轼虽然文采一流，才名满天下，但政治上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发言权……可惜了），但他遵从了自己的主张与本心，不畏强权，亦是无错。
回顾历史，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商鞅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等变法，他们的主张没有错，但当时反对的人此起彼伏，因不是所有人的目光都和敢于变法有能力变法的人相匹敌。所以，不能因一个名人的反对而评价另一个名人之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相应的，古时这些变法者除了王安石比较安逸急流勇退了，在山野间虽然郁郁但还是暗渡了晚年，其他几个，不是被皇帝杀就是过劳死。。唉。。变法诚然为国为民，但毕竟会有损原先的一批达官贵族的利益啊。
苏轼反对变法（被利用了）无错，王安石变法亦无错。
8. 王安石变法对苏轼词风的影响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乌台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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